吴俊刚专栏

在今年8月21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李显龙总理宣布，政府将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

他也指出，政府在近期征询和听取民意的过程中，了解到大多数国人不希望条文的废除，会大大改变新加坡的社会风气，政府也无意改变婚姻的现有定义和相关政策。新加坡法律只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与公共住屋、教育、领养条例、广告标准和电影分级有关的许多国家政策，会继续以此为依据。

他说，为避免人们以宪法为依据，继续在法庭上挑战现有的婚姻定义，政府也会修改宪法加以保护，不让它在法庭上受到挑战。相关法案会提呈到国会辩论。（笔者按：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受法律平等保护，不受种族、宗教、血统或出生地等歧视。）

相信当时在现场和电视机前聆听演说的国人所得到的印象，是政府会在宪法中列明婚姻的定义。但这是误会。后来搞清楚了，政府要做的，原来是将在宪法中讲明，只有国会能改变婚姻的定义。

最近，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接受《悉尼先驱晨报》专访，对此清楚说明。访员认为这么做将阻止同性婚姻，部长的回应是否定的。他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类事情应由国会决定。在很多别的地方，国会对此避而不谈，把问题推给法院；新加坡的立场则是，必须在国会辩论处理。

拟议中的宪法修改是什么呢？部长说，此举是要防止来自法院的挑战，而不是要硬性规定（婚姻的定义），也无须绝大多数票（就可以改变定义）。假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人们觉得大多数人赞同这个课题，就可以动员（民意）并据此作为竞选课题之一，以赢得选举。如果选民投票给你，你就可以修改法律。只要你赢得超过半数（议席）即可。现在的规定是法律要修改需有超过半数（议员）同意。这也就是政府所要寻求的保障。（笔者按：本段落是根据英文原稿意译。）

用浅白的话说，国会是立法机关，也代表民意。所以，如果有人要推动同性婚姻，改变现有的婚姻定义，他们可以通过赢得选举，在国会占据超过半数席位，然后修改法律。但就现在来说，政府无意改变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这就很清楚了。

一句话，这个课题以后的“战场”不应在法院，而应在国会。因为它本质上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课题，应经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政府来处理，不应把责任推给法院。法院是司法部门，可以阐释法律，但主要责任是依据法律断案和判刑，没有修改法律的权力。修法修宪都只能由国会做，修法只需过半数议员同意，修宪则需三分二多数。

另一个必须由国会处理和决定的大课题是死刑，尤其是关于是否应废除毒贩死刑的争论。《悉尼先驱晨报》访员几乎花了四分之三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提出了诸多质疑和诘难。包括：新加坡对毒贩处以死刑，已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谴责；没有证据显示死刑有吓阻作用；死刑用在错误的人身上，不是那些大毒枭，而只是一些来自马国的跑腿；新加坡频频执行死刑，是不是监狱没空间了？当然也没放过质问为什么对来自马来西亚，被认为低智商的运毒死囚纳加恩德兰执行死刑等。尚穆根都一一有理有据地驳斥。

试图用所谓的舆论向新加坡政府施压当然是行不通的。说不能确定死刑具有吓阻作用，也许以为新加坡政府拿不出什么证据，不想这回尚穆根搬出了一项调查，证明在东南亚地区，人们都知道新加坡对付毒贩有死刑，并引以为戒。

此外，所有毒枭也都不敢来新加坡，说明他们是受到死刑的震慑。暗指新加坡监狱有人满之患，则纯属臆测。至于纳加恩德兰案，《滥用毒品法令》确实有列明，一个被定罪的贩毒者若能证明心智受损或智力低下，则有逃过死刑改判终身监禁的机会。但这必须经由相关专家来确定。智商低到什么程度，是否影响犯案者的理智判断，也只能由专家说了算。当然专家也必须能通过专业方式证明他们的判断。

在死刑课题上，新加坡面对外来的各种压力，可说远比同性恋课题来得多。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至今有108个国家全面废除死刑，28国尚未废除但至少10年不执行死刑，另有56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国家维持死刑。这也是一些人权分子、社运分子和所谓人道主义者拿来向政府施压的依据。意思是说，废除死刑是当今国际的大潮流，所以，新加坡也必须顺应时潮，否则就是背离人道，甚至是野蛮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很多废除死刑的国家，毒品泛滥失控已成常态。这些地方的执法单位早已无力应付严重的毒品和吸毒问题，因此倒过来提倡毒品除罪化，不只让人可以随处购买和吸食大麻，还允许在家栽种大麻。因此，越来越多人受到毒品的祸害，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根本没有资格，来对新加坡政府管制毒品的做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在我们这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支持死刑，认同死刑对毒贩有很好的吓阻作用。内政部去年就死刑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1%受访者认为，死刑是惩处谋杀的恰当刑罚，认为死刑是枪械和贩毒的恰当刑罚者，则分别占71%和66%。另有超过八成认为，死刑能制止这些罪行在新加坡发生。

这就是说，政府的死刑政策是有民意基础的。新加坡人对死刑的认知和认同，相信一来凭的是自己作为国民的经验，对毒品之害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二来则是对政府执行死刑刑罚的信任，也就是事实告诉他们，政府不会滥用死刑这一最高刑罚。为什么新加坡人如此淡定，外人反而急躁不安，非要我们依样画葫芦不可呢？或许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当中有一小部分天真烂漫的理想派，基于人道主义反对一切死刑。这些人同情被正法的贩毒者，却看不见千千万万被毒品所害的个人和家庭，只能说是见树不见林，把怜悯之心放到错误的地方。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试图用所谓的舆论向新加坡政府施压当然是行不通的。说不能确定死刑具有吓阻作用，也许以为新加坡政府拿不出什么证据，不想尚穆根搬出了一项调查，证明在东南亚地区，人们都知道新加坡对付毒贩有死刑，并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