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沪声纸述

陈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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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深夜步行回家，在熟悉的街角看到一幅陌生的场景：路灯光柱下排起一列长长的队伍，队伍的起点是辆小推车。面条、香肠、肉片、豆芽和塑料饭盒在推车上一字摆开，推车一端的简易灶台上，汗流浃背的胖师傅正颠着锅铲上下翻飞。

这个一人操持的小炒面摊是如此简陋，又如此诱人。大火出锅的炒面香气扑鼻，要不是排队等候的夜猫子太多，我也想买上一份带回家当宵夜。

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路边摊只会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出现。但再过两个月，它们可能会成为上海街头新的风景线。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周修订通过《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于过去全面禁止的“设摊经营、占道经营”等做法，新版《条例》规定，除了主要道路、景观区域和商业集中区域等重点区域外，区政府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特定公共区域，用于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

新规将于今年12月1日开始实行。消息出炉后，“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位，但反响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路边摊让城市更有烟火气，新规反映出上海城市治理观念的转变。也有人悲观预测，这只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经济寒冬时，他们需要这股烟火气；经济繁荣时，就嫌你破坏市容。”

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就曾兴起过“地摊经济”浪潮。四川省会成都当年3月率先为流动摊贩松绑，由此带动了10万个就业岗位。

这一做法在当年“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年会）期间获得中国总理李克强肯定，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多个省市随后相继放宽对流动摊贩管理。中央文明办也下发通知，不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但没过多久，央视和《北京日报》等官媒就开始为“地摊经济”降温，指一旦盲目跟风，“地摊经济”就会蚕食来之不易的城市治理成果。北京官方随后开始严查占道摆摊行为，中央文明办文件也作废删除。随着中国经济走出第一波疫情的阴影，热了没多久的“地摊经济”也渐渐销声匿迹。

“地摊经济”并未在两年前的上海形成气候，反倒是在今年上海封城前后展现生机。3月封城前夕家家户户赶着囤菜，一时间出现不少沿街叫卖的蔬果摊贩。6月解封初期，许多店铺还不允许开门迎客，理发师在路旁就地为顾客剃头，还未开放堂食的餐馆也纷纷把桌椅搬到户外，做起“外摆”生意。

和固定店面相比，摆地摊门槛低、回本快。对于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放宽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为他们新增了一条维持基本生计的门路，也有助于缓解短期就业压力。然而，要靠这种边缘性城市经济活动拉动这个2500万人口大都市的内需，扭转消费疲软的势头，显然不切实际。“地摊经济”在增值空间和科技含量上都难有提升空间，更不可能作为上海经济突围的长远之计和核心动力。

如果说上半年的“地摊经济”是被民间积压的消费需求触发，如今官方主动放宽路边摊管控，更像是为经济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凸显出政策发力的捉襟见肘。

上海市星期三（9月28日）公布新一轮稳增长措施，针对文化、旅游、会展、航空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帮扶纾困。具体措施包括补贴电影票价、为剧场发放一次性停业补贴和限流补贴、对今年克服疫情影响在沪举办的对外经济展会给予场租费用补贴等。

在促进消费和投资方面，官方也将为购买家电和汽车等大宗商品的消费者给予补贴、为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利息补助，并继续吸引外资企业落户上海。

然而，一时津贴抵不过剧场和电影院长期停业带来的损失；因为疫情防控而临时取消的大小展会，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连场租返还都领不到。大环境不景气，民众消费动力随之减弱，小商家不敢轻易贷款，外企投资也更谨慎。对防疫政策的高度戒备和对整体经济的信心缺失，都难以通过一次性补贴来提振。

作为中国多项政策改革的先行地，有人期待上海放宽路边摊管理的做法能为其他城市开创先河，让“地摊经济”之风再次为大小城市带来烟火气和人情味。实际上，比起一阵风式地提倡地摊经济，不如让防疫政策更灵活一些、管控条规更弹性一点，为经营者和投资者营造更友善的环境，经济才更具回弹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