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清末，有识之士扼叹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回头看，斯言甚是。而今有人说，世界正处于百年大变局中。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尚未验证。但我想更进一步，作出人类处于前所未有的第三次大变局之中的判断（参见邓曦泽：《三次大变局与人类命运——从知识生产到生活形态的巨变》，刊《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在这个视野下理解俄乌战争，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俄乌战争昭示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但它昭示的非但不是两个时代的顺畅衔接，反倒是两个时代的断裂和错位；如果当代人类的政治理性跟上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俄乌战争及类似战争皆可避免。

一、俄乌战争本质仍是传统地缘政治冲突

俄乌战争的本质仍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战争诉求跟一战、二战及以前的许多国家扩张（如日本侵华、沙俄扩张、德国扩张等）没有任何区别。在俄乌战争的主要角色中，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美国，政治家的思维都仍然停留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中。首先，北约扩张是为了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避免俄罗斯再次壮大。其次，乌克兰努力加入北约，则是为了避免俄罗斯的武力威胁。再次，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是它通向欧洲腹地的重要通道，也是与北约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因而它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

在这意义上，俄乌战争毫无创造性，它仅仅是重复了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历史惯性，并且是低级、倒退的重复，因为时代变了。

二、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是落后的战略思维

在世界政府形成之前，国家是世界秩序的建构主体。无论是现代民族国家还是传统国家，皆以国家利益为首要原则，在这意义上，不必苛责国家的自利，但在不同理念下，国家的行为方式及效果会迥乎不同。

在机械化时代（以二战为代表）及以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重视地缘政治，获取地缘保障，的确很重要。斯大林非得鼓动外蒙古独立，就是要为苏联构筑安全屏障。同时，在信息时代之前，由于生产尚未全球化，而是以福特模式为代表垂直本地化，财富生产高度依赖土地及相应的空间限制。所以，虽然掠夺土地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高收益行为，大体算是值得的。

但随着20世纪后半叶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交通极大发展，战争模式和生产模式都发生巨大变化，这使传统地缘政治和生产观念都日益过时。

虽然战略屏障、战略缓冲区仍有价值，但价值不但大幅减小，且将日益减小。例如二战时期，中国的抵抗再弱（甚至放弃抵抗），日本从上海打到四川，起码也得数个月，所以四川是当时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在当代，若中国遭遇导弹攻击，四川最多比上海多拥有半小时的预警时间。未来，武器的速度可能更快。因此，四川的战略大后方价值明显降低。

在机械化时代及以前，战争都是短距离接触型。二战时期，美国、德国、英国、苏联的火炮，射程没有超过20公里的，且因缺乏精准制导功能，大体属于狂轰滥炸，对方的工事可以较大地消解火炮杀伤力。在火炮攻击之后，必须依靠士兵跟进，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战，才能确保战胜对方。

1991年海湾战争突破了人类对战争的认知，更新了战争模式。信息化、远距化、精确化和机动化（“四化”都是相对于19世纪的火器时代，机械化战争也有这四个优点），使战略屏障、战略缓冲的价值大幅降低，且越来越低。在战争中，第一重要的是指挥系统，并且随着战争模式升级，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指挥系统越来越重要。在信息—智能战争时代，先进者可能直接、彻底地粉碎落后者的指挥系统，导致落后者的一切火力毫无用处。

在冷兵器时代，虽然武器也有差距，但很难说有代差。骑兵虽有优势，但步兵可以靠数量优势来抵挡。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武器开始有了代差，并且代差的表现越来越广泛。信息系统、打击距离、打击精度、机动程度（对应于上面的“四化”）都分别存在代差，并体现在终端效果上，各个环节的代差之间是乘数效应。

在13至14世纪，蒙古骑兵横行欧亚大陆，不但具有很强的打击力，且具有当时世界军队最强的机动性，“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从鸭绿江西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两三个月内完成。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两个月零五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两个月零十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牙利和波兰，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每天的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罗旺扎布等：《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科技大大提高战力的维度落差

骑兵在一战之前都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当重机枪在一战中投入使用后，骑兵就日益衰落，并退出历史舞台。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和英军的伤亡比例，最小的数据是60多比1，最大的数据是200多比1。试问：这种战争怎么打？如果以单兵作战能力1:3为代差，1:10为维差，清军与英军的差距不仅是代差，更是维差，即英军能对清军进行降维打击。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与美军（或联合国军）的差距也不仅是代差，更是维差。可以说，如果不考虑平民伤亡，今日的中国打清朝时的中国，不死一兵一卒，便可令有4亿人的清朝中国亡国灭种。在这意义上，清朝中国有再多地缘屏障又有何用？

回到俄乌战争，俄罗斯与美国（或北约）的武器已经表现出代差了。美国仅用三流技术（连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飞机、导弹等武器都没用上）就把俄罗斯打得气喘吁吁。从军事防守角度看，如果美国真的要攻打俄罗斯，即便乌克兰保持中立，甚至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俄罗斯又能增加多少战斗力？从军事进攻角度看，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又能对欧洲、美国或北约做什么？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跳板和战略缓冲作用又有多大？

再从生产角度看，当代生产越来越超越地理限制，土地价值越来越低。俄罗斯领土面积世界第一，资源总量估值约为300万亿美元，是美国的三倍，中国的六倍，西欧的12倍（数据可能在变化）。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完全资源自给的国家。但它现在的发展水平如何，有目共睹。除了能源等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俄罗斯生产的民用品在哪里？几乎看不到。相反，对比一下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资源稀缺的小国的发展水平，便可知道，土地固然重要，但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因此，俄罗斯（尤其是普京及其智囊）以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来理解国家安全，是落后的；乌克兰以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来理解国家安全，并选择站队，也是落后的；美国及北约以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来理解北约的功能及实施对俄罗斯的围堵，还是落后的。差异在于，美国及北约拥有的绝对优势，使它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暴露出俄罗斯这头北极熊的熊样，将旧时代的某些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国家实力究竟如何）裸露为新时代的确定性。

在这意义上，俄乌战争昭示着后地缘政治时代和后领土时代的降临！

三、科技已消解地缘政治意义

持理想主义看，各国尤其是落后国家应该摈弃传统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战争思维，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和平竞争、共同发展，才是王道。当然，这在当前，近乎梦想。但从现实主义出发，通过俄乌战争，也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直接地看，科技大幅并将继续瓦解传统地缘观念的价值；间接地看，只有通过改善社会环境，才能有效促进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更长远地看，应该调整国家安全观念。

关于后者，值得申论。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只有为创新创造良性社会土壤，并在此基础上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维护国家安全。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只有死路一条。由于当下俄美并未直接交战，故今天的俄美差距是否达到俄罗斯被降维打击的程度，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俄美差距已经很大，并且可以预判，如果俄罗斯的国家策略不作根本调整，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到了某一天，俄美差距是否会如海湾战争中伊美差距或鸦片战争中中英差距那么大，甚至更大，虽然尚不得而知，但并非不可能。

或许到了某一天，俄罗斯的导弹（包括核武器）无法发射，甚至被远程操控，本想打敌人，却落在自己阵地上，这也不无可能。所以，即便地大物博如俄罗斯，它也不可能闭关锁国、闭门造车，何况他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不但使技术和武器出现代差，并且代差出现的规模和速度也在加大加快，以至出现多级代差或维差。如果不局限于大国和发达国家，而在全球进行比较，当代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比300年前大得多，而且在持续扩大。落后国家的一些进步，也仅是拾发达国家之牙慧。

一言以蔽之，俄乌战争是一场在落后观念下发生的蹩脚、邋遢的战争，它除了验证落后观念的落后，以及旧时代理应抛弃外，别无积极意义。至于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并在其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都只能用一句话来打发：谁选择，谁负责；选择什么，负责什么。

作者是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可以肯定，俄美差距已经很大，如果俄罗斯的国家策略不作根本调整，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或许到了某一天，俄罗斯的导弹无法发射，甚至被远程操控，也不无可能。所以，即便地大物博如俄罗斯，也不可能闭关锁国、闭门造车，何况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