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风传媒

作者：陆续

“佩洛西到底为什么要支持特朗普主义者？”这是今年6月30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文章的标题。该文指责民主党人，包括与佩洛西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内，为求胜选，竟然花费数千万美元广告经费，为否认拜登是经过正当民主选举赢得总统大选的特朗普主义者助选。Brooks指责民主党人这样的行为是“不顾后果与不爱国”，是“肮脏”的。

佩洛西出身政治世家，擅长运作政党机器，洞悉对手与盟友的需求和弱点，掌握金主与利益分配的诀窍，有过人的组织力和操弄技巧，连特朗普都莫可奈何。那么，这次访台的利害何在呢？

8月2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佩洛西的“为什么我要率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文中宣称“《台湾关系法》阐明美国对民主台湾的承诺，为迅速发展成为关键夥伴关系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提供框架，培养根植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深厚友谊：自决与自治、民主与自由、人性尊严与人权。”这些文字底下真正的利害算计是什么？

《台湾关系法》的产生，源于1971年。当时美国除了与苏联的冷战，还外有越战泥淖，内有反战浪潮，总统尼克松为了美国利益，更为了延续个人政治生命，认为推动与大陆关系正常化的利益大于与“中华民国”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在利害考量下，派遣国务卿基辛格密访中国大陆，为后来的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起了头。

佩洛西宣称访台是“培养根植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深厚友谊”，真的吗？文中宣称的“自决与自治、民主与自由、人性尊严与人权”等价值观又说的是甚么？佩洛西是对历史失忆，对政治无知，或是刻意掩盖《台湾关系法》是美国背信弃义遮羞布的真相？

美国国家书卷奖得主Ta-Nehisi Coates，在他2018年发表于大西洋杂志的“我不是黑人，我是威斯特”文中描述特朗普这类人所代表的自由：“是白人的自由”，“是征服者的自由，是强者建立于憎恶弱者或对弱者漠不关心的自由，是强奸按钮与（此处是不宜引用，某类人惯用的厌女文字）的自由。”到底“自由”的意义是甚么？

美国总统林肯1864年在原本支持黑奴制度的巴尔的摩一场演讲中说：“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好的自由的定义”，“我们都声明为了自由，但我们使用同样的字，却不全都意味同样的事”，“对某些人而言，自由是对别人做我高兴做的事，是攫取别人劳力的成果。”

法国贵族托克维尔于1831年，以考察狱政为名周游美国九个月后，将其见闻写成《民主在美国》一书，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曼斯菲尔德教授（Harvey C. Mansfield）誉之为“所有书写关于民主的书籍中最好的一本，也是书写关于美国最好的一本书”。他在书中就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的观察是：“殖民者的贪婪通常会与政府的暴政联合”，“如果你注意他们立法机构（国会）所采取的暴虐措施”，“对印地安人的剥夺，是有规律地，可以说是完全合法地进行着。”

除了对原住民的暴政外，托克维尔也看到了奴隶制度在已废奴以及仍蓄奴的各州所造成的深远负面影响；难怪他会认为“美国是一边说着高贵语言，同时犯下卑鄙行为的专家。”

“听其言，观其行。”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民主、自由与法治的面貌，包藏着金权、奴役与剥削的本质；美国历史在在的告诉我们，美国在乎的是美国的利益，政治人物在乎的是个人的利益。佩洛西夹带儿子访台当然就不足为奇了；大剌剌引用《台湾关系法》，恰是提醒台澎金马所有同胞不要忘却我们当年遭受背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