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上海3月的疫情封控之久，严重超出最初的想象。其间各种乱象丛生，更是不断考验社会的行为底线。长期封控居家，有时间翻到《论语》，又重读起来。

《论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行为指导标准，是读书启蒙的必读书目。随着时代变迁，现代社会能将《论语》从头到尾完整读一遍的人也不多了，但书中的不少指导标准，已潜移默化融入中国社会和人们的心底，“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现代读过书的人仍能脱口而出这些经典语句；而仁义礼信仍是判断一个人行为是否得当、是否可交的重要标准。即使长达10年的文革时期，也未能将《论语》的指导标准和精神从社会中真正抹除。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后，极左的思想桎梏被打破，民主、平等、自由等西方社会的治理方式、个体权利等，自五四运动后再次引领思想风潮。除了传统的行为标准外，西方的治理标准、个体权利标准也逐渐为人们所熟识和接受。经济领域的改革以市场为先导，企业制度、税务管理和交易制度的制订，基本都以西方制度为参照。

政治领域改革虽相对滞后，但个体权利不断扩大，人们已享有较大范围的自由。法治领域的改革也基本以西方法律制度为参照，尤其是民事法律及相应的诉讼程序法律的制订，理论来源基本全是西方的。

在文化领域，西方作品也大量涌入，好莱坞大片风靡一时。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虽以经济为契机逐渐融入世界，但中国社会、个体各方面的行为标准，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渐有向西方靠拢的趋势。这可能是西方逐步接纳中国的直接原因。

但时势的变幻总不会按照预想的版本进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表现不如人意，中国借此强调确立四个自信，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质疑西方标准的声音甚嚣尘上。这次上海疫情期间，这两方面的碰撞显得尤为突出。

3月底上海因疫情仓促封城，由于政府和百姓都没有做好计划和准备，封城伊始有点乱了方寸。不少市民没有储备足够食物，而交通物流阻断，既无法外出采购，又不能像往常那样快递送货上门。其他省市援送的蔬菜，不少因社区居委会缺乏人手，不能及时发放而烂掉。于是出现一方面市民家中缺乏食物、一方面超商仓库食物充足甚至烂掉的不合理情况。这在舆论上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抱怨、指责此起彼伏。

笔者所在的一些讨论群中也对此激烈争论，有人贴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论述：饥荒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在于社会被不当控制。贴文一出，立刻就有人出来反对：这都是西方的东西，无论怎么做在他们眼中都是错的。这样的争论已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动辄质疑西方理论，更以有色眼镜看待西方的任何评论，全然不顾这些理论是否科学客观，是否能促进对自身社会不合理之处的思考和矫正。

上海疫情中对确诊者及密接人员住所房屋的入户消杀措施，也引起民众极大反弹，有藏书丰富的文化人声言入户消杀就跳楼以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西谚在2007年中国《物权法》出台时曾广泛见诸报端，昭示中国个体的财产权利将得到充分保护。然而时过境迁，在现今强调自信和自身制度优越性的环境下，也有人大胆质疑，这是西方制定的标准，适合于西方，如果私有财产妨碍了社会的安全和发展，是否也要保护个体的财产权利？

问题是，如果完全排斥西方标准，源于西方的各项个体权利还能否得到真正的承认和保护？以后的改革以什么为标准，法治的进步又将以什么为标准？中国传统的标准对个体行为指导有重要意义，但显然不足以作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架构和个体权利的标准。40年来的改革成果来之不易，背后的成功逻辑不能不深刻认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果实是会更多，还是会萎缩，答案并不难预见。

作者是上海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