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

俄乌战争的结局已然明了，所影响的战后政治格局变迁也已初现雏形。它究竟会给国际关系及安全体系带来哪些启示，笔者在《联合早报》讨论了观念之争（5月6日）、情报信息及战略建议的决定性意义（5月25日）以及道义与同盟仍在国际关系起作用（6月17日）后，认为分量最重的启示，是有助于我们更清醒认识何为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国家利益？

中国国家利益及实现路径究竟是什么？坦率地说，在这问题上，中国学界一直给人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之感，尤其是“近10几年来，随着当代中国膨胀的势头，借着西方新理论的潮流，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被反复叙说”的“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天下主义”乌托邦想象（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更引发人们无限遐想。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有学者思想的变迁、交锋乃至碰撞，更离不开近几十年国力急剧上升和外交环境及政策的变幻莫测。以至于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断定，中国必将“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去“打造本国版本的门罗主义”。

换言之，按照他的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建立地区霸权。因为从中国角度看，在亚洲称霸是理所当然也是势在必行的选择……中国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美国逐出亚洲。”巩固大国地位然后再像美国那样，打败其他地区的霸权而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对此，仅仅矢口否认是徒劳无益的。它迫使中国必须冷静下来，认真重新思考这个存在久远但仍莫衷一是，攸关国运、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是否如米氏所坚信的那样，欲作亚洲霸主并最终如美国一样称霸世界？我想，对此我们不应讳疾忌医，至少学者应该先对现实可能性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一一追问，并深入研讨。反正道德批判或自说自话都无法取信于人，反倒让人心生疑惑，还不如坦率讨论可能性与利弊得失：如果是，会是什么？会以何种形式或路径呈现，并可能带来哪些后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精神实质与内涵又是什么？

首先，必须清醒看到美洲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文化意识形态上，都截然不同于亚洲。环视亚洲，中国不仅没有像美国和加拿大那样意识形态趋同且坚定不移的盟友，也没有美国在南美那样的绝对影响力。退一步讲，即便美国在南美经营多年又怎样？不仅时常深陷南美各种外交风波和泥潭之中，难以自拔，也很难令人信服外交政策成功有效，说乏善可陈亦不为过。

其次，假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亚洲版门罗主义，我们且推演一下它现实的可能性和实现的意义。

接受中国的复杂性与难度

中国首先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赢得亚洲各国支持与高度认同，使它们像认同美国那样认同并接受中国的崛起，和一举成为亚洲的绝对支配势力。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可能从来没有站在其他亚洲国家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它们的感受。它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会同中国的利益发生激烈碰撞吗？这里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多，亚洲诸国既在文化、宗教、伦理风俗上迥异其趣；政治、法律、经济及社会制度亦千差万别（相比而言，至少美国和南美诸国都信奉基督教），还有历史上的诸多恩怨和地缘政治纷争。这一切都使得对亚洲国家而言，接受一个强大无比的中国的复杂性与难度，可能远超将美国之影响力赶出亚洲。

因此，问题就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究竟依靠什么理论及战略，方能取得绝对影响力并为邻国所接受，中国该如何做才能赢得“人心”？难道还要依靠“行了几千年”的“仁政”“王道”或“天下主义”吗？这些传统除了可以让中国人梦回汉唐、激情澎湃并自我感觉良好外，对亚洲诸国而言，会不会不仅于事无补反倒适得其反，招致它们的恐慌不安，以至将那些原本摇摆于中美间的国家，半推半就地推到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阵营，反倒同美国一道联手抗衡、遏制中国？至于单纯依靠炫耀武力与资源、利益捆绑显然更不可取。这也是俄乌战争中俄国最大的战略与外交败笔，与难以挽回的损失所在，简言之就是人心与国家利益丧失殆尽。

最后，即使中国成功在亚洲取得绝对影响力，如何面对米氏有关将在不久的将来，同美国乃至亚洲邻国爆发冲突或战争的预言？从目前美国朝野精英极力支持全面遏制中国来看，米氏此论绝非危言耸听。跟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一样，米氏不仅丝毫不掩饰美国的霸权主义现实逻辑，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美国会像阻止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纳粹德国还有苏联统治欧洲或亚洲一样，阻止中国统治亚洲”，甚至以退为进，极言美国的贪婪和伪善。例如他说“中国不会相信美国的解释，即美国不会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任何限制，这种解释是典型的美国式伪善”。其潜台词预设，就是他以及他背后的美国，绝不会相信、更不会接受“中国式的伪善”，即根本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而毋宁是“战争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或者钓鱼岛爆发”。

现实就是，在通往亚洲版门罗主义之路上，美国（可能还有日本和印度）必将成为中国无法绕过的绊脚石。中国下了与美国乃至亚洲邻国之间必有一战的决心了吗？如果是，结果又会如何？如果说俄乌之战已完全暴露俄国深陷传统地缘政治窠臼，而与当今全球化分工合作之大趋势背道而驰的话，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而且，中国还必须认真反思一个问题：“亚洲版门罗主义”真的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所在吗？它是否真的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是否除此别无选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亚洲版门罗主义之宿命，注定是零和博弈无疑，因此既不足取亦不现实，更不适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和平共处之原则与方针。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国家利益该又是什么？我想，从目前中国提出的诸多理论、原则和政策来看，最有可能形成共识并指引国家利益方向的，实非“人类命运共同体”莫属。

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破解之道。只不过它应该建构于如下先决条件之上：一定要超越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与原则，也一定要超越中国一直以来自说自话的“仁政”“王道”及“天下主义”这些传统，不能再用“天下主义”等旧瓶，去附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酒。

它毋宁是一个以世界主义为普世价值之精神灵魂，以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其注入源头活水，且一步步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全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方能超越门罗主义这一历史难题；也唯有如此，方可为中国国家价值和国家利益定下清晰方向；更可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达到既为中国人所赞同、推崇，也为亚洲及世界所拥护并接受的普世效果。一言以蔽之，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国家利益之所在，才可能真正实现几千年的大同理想。

作者是德国洪堡大学法学博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中国版的门罗主义究竟依靠什么理论及战略，方能取得绝对影响力并为邻国所接受，中国该如何做才能赢得“人心”？难道还要依靠“行了几千年”的“仁政”“王道”或“天下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