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1988年，第一位获颁新加坡文化奖的新华作家黄孟文写下微型小说《焚书》。小说的主旨在于痛惜新加坡华文文化赓续无人，主人公君瑞一辈子的私人藏书无人欣赏，由于年纪老迈，居住空间缩小，以至于忍痛把一摞摞的好书往火堆里烧。

千禧年伊始，在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下，经过10余年的努力筹措，新加坡文艺协会管理的“新华文学馆”终于在月眠艺术中心落户，并在2012年开幕。我想，如果黄孟文在书写《焚书》时新加坡已经有了新华文学馆，他还会不会塑造君瑞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还会不会书写《焚书》？

论建筑装潢和藏书规模，新华文学馆当然无法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国立台湾文学馆、马华文学馆等相提并论，但是，新华文学馆的成功创立，却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国人一种民间典藏的建制的信息：由有关官方提供场地，民间团体自行承担征书、书籍分类整理、编目与管理等繁琐工作。这种合作模式是有可能的。

新华文学馆的藏书目标，从有新华现代华文文学创作的那一天开始，开幕之初，馆内的百年藏书已不少于两万册。当时的馆长李选楼指出，新华文学馆的藏书作用主要有二：一、为学生搭建阅读桥梁。读者能够从藏书中了解到南来移民如何参与岛国建设，借鉴前人经验而努力建国，并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二、馆内藏书具有保留和推动母语的重要价值。只有当一种语文的创作成果得到重视，著作得以保留，才能产生更大的推动力，促使作家写出更多佳作，提升国家文化事业。

为了鼓舞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士气，时任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博士在2013年到访新华文学馆。

其实，新华文学馆还承载着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任务，自落成以来，接待过不少作家学者，2018年12月一个加拿大华文作家代表团的到访，就是一例。迄今为止，该馆已成为新华作家向国际友人展示新华文学创作，以及作为文学交流站的一扇重要窗口。

我们知道，图书馆原本是书籍最理想的藏身之所。然而，图书馆的藏书空间是有限的，为了公众的利益，图书借阅率是馆方所关注的。除了一小部分特藏图书之外，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一旦藏书的借阅率长期为零或处于低水平，便会遭受“被处理掉”的命运。

每一座图书馆都希望能收藏质量最好的图书，这是无可厚非的。好的图书自然经得起时间淘洗，而经过时间淘洗后流传下来的书，照理应该都是好书。然而，借阅率零或低，就真的代表图书无人问津吗？有的读者上图书馆借书参考，影印所需要的篇章后马上归还图书，根本不必把书借回家，所以不会留下任何借书记录。

所谓“被处理掉”，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从馆藏化整为零，成为民间收藏，而私人收藏是民间收藏的主体。图书一旦成为私人收藏，被珍惜的程度就取决于典藏者本身对藏书的价值判断了。很多时候，典藏者年迈离世后，如果后人没有典藏者对图书的欣赏水平或重视程度，往往会遭受淘汰的厄运。比较幸运者能够成为旧书店内待价而沽的宠儿，较不幸者就可能进入废品站等待化为纸浆的那一刻到来。

保证图书“绝对安全”

在这种捐书给图书馆不能保证图书“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新加坡华文书籍的永久典藏问题便成了藏书者头痛的问题。尤有甚者，由于过度强调藏书质量，新加坡一些大学图书馆在公众捐书之前，要求捐书者填写“申请捐书表格”，所捐之书必须预先接受评估，为有意捐书者设置一道道障碍。

我相信，许多新华作者都曾面临在新加坡“有书无处捐”的窘境，以及经历过捐书给马来西亚华社的经验。20多年前，新山的陶德书香楼成为许多新加坡藏书的归宿。10年前，我曾捐一批书给拉曼大学图书馆。两三年前，新山宽柔中学新分校筹建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新加坡藏书者纷纷响应，反应热烈，据知共捐出1200箱书籍，其中一半已经送达马来西亚。

11年前，新加坡的印度尼西亚女婿寒川一口气把3000本文学藏书，捐献给印尼的学术机构，包括雅加达慈育大学中文部、万隆国际外语学院等，让陪伴他多年的图书找到更好的归宿。

包括创立于2016年雪兰莪州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在内，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文教机构，比新加坡更需要这些珍贵图书来充盈他们的图书馆。除了马、印二国之外，外国的一些图书馆，例如中国的厦门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甚至是日本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也都可以找到新加坡出版物的踪迹。对这些国家地区而言，只要是海外人士捐献的图书，一旦编为馆藏书目，无论借阅率高低，都会成为他们珍藏的对象。他们对待新加坡出版物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新加坡人更为宽容。

2018年，在南洋学会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负责人努力促成下，南洋学会与多个文艺团体合捐近万本藏书，在居士林成立“南洋学会书库”，希望发展成为研究新马课题的重要资料中心。所赠书籍包括南洋学会自1940年以来所出版的《南洋学报》、丛书、期刊和文集共9000余本，其余藏书则分别来自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艺俱乐部和青年书局的捐赠。公众人士办理居士林图书馆借书卡后，即可在场阅读。

新加坡文史工作者符懋濂博士自愿承担新加坡捐书送往宽柔中学分校图书馆的联系工作。他最近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的面簿上，发表文章《私人藏书已走进历史》中指出：“私人藏书既然已走进历史，时代已成为过去，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如何看待为数不少的私人藏书，如何永久保留这些个人的文化遗产，并加以社会化，转化为社会的文化遗产，让子孙后代从中受惠——受到启迪，就取决于我们新加坡人的眼界与智慧了！”

曾在2011年获颁第二届南洋华文文学奖的新华作家骆明，今年4月在中正中学毕业生的一个聚会场合上，提出建设永久性质的“中正中学艺文馆”（暂名）的建议，呼吁中正中学和南洋初级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在这两校执教的教师和担任校长的人士，捐出自己撰写或编写的书籍，作为拟议中的中正中学艺文馆馆藏，以典藏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结晶，并在日后为外界人士或中正学生的师生和校友，提供相关的文史研究资料。

骆明曾在1988年呼吁亚细安国家的华文文学团体，轮流主办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千禧年伊始更呼吁新加坡华文文学团体编印《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这两项呼吁最终都付诸实现。骆明之所以会产生创建中正中学艺文馆的构想，主要是因为在编写《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新加坡华文作家都曾在中正中学就读或执教，从该书所搜集到的500余位作者的资料中，中正中学毕业生占约四成。如果没有加以收集、编目和典藏，让这些书籍随着时间推进而流失，将是非常可惜的。

我想，除了担负上述的文史研究机能之外，中正中学艺文馆的创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正中学与南洋初级学院校友对母校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正是国家文化认同与新加坡华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文学馆和南洋学会书库，应是符博士笔下华族文化成果民间典藏社会化的两个典范。目前，中正中学艺文馆的捐书征书活动仍在积极进行中，待其初具规模之时，希望也能成为民间典藏的一面旗帜，作为其他学校或文教团体创建民间典藏的借鉴，民间典藏的组织和场所会因此而增多；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民间典藏社会化在新加坡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