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

当下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成本管理已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管理的手段，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它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攸关一国竞争力的问题。在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在具体的降成本措施中，我们认为就中国而言，控制好房价，具有与减税、减费同等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这二者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理论世界里，制约经济增长、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罪魁祸首。李嘉图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中间量，是使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资本积累的动机或目的。

李嘉图在研究中发现，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把纯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所以他认为，要使一国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加，就必须确保资本积累的扩大；而资本积累的扩大又必须建立在采取有力办法，降低赋税和地租。这也是现实中企业成本中的大头。

房价对企业的成本，可分为直接地租成本和间接成本。先看看直接成本。以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深圳为例，据世邦魏理仕和戴德梁行统计，在甲级写字楼办公的深圳企业的租金，已占到相应企业总体支出成本的30%。

2020年2月27日举行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在介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有关情况时，也提供了一组数据，其中涉及成本的内容为：小食杂店的房租和水电费占总成本50%左右；较大的餐饮店租金和水电费占总成本15%到20%左右；理发、服装、小百货等行业的店租、水电成本也占到总成本的30%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与房价持续上涨伴生的，是企业用地／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年均租金增速为18%。于“寸土寸金”的大环境下，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用地成本也水涨船高。2015年初，深圳厂房类出租屋月均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达11%，造成实体经济企业的租金成本明显增加。

2017年财科院“降成本”大型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2016年剔除了房地产开发和建筑的实体经济企业，用地及租金成本同比上升了9.7%，高于原材料（7.2%）、用能（2.9%）、人工成本（6.9%）以及物流成本（4.9%）而居首位。这也正是当年华为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因为房价而形成的直接成本。还有因为房价所形成的间接成本。最典型的莫过于高房价带动原材料成本的提升。在价值链中，上游供应商因为租金成本上涨，不得不向下游企业开出更高的价格，转嫁原材料成本的上涨。

高房价还间接带动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的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员工生活成本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当房租上涨，员工基本生活成本刚性上升，必然会倒逼员工向雇主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但事实是，这部分高出的工资，只是用于房租的缴纳而已，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增长。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稳经济的大背景下，在央行大量释放流动性的预期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做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则减税、减费无意义。很简单，就房价上涨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拉大收入差距，推动经济中杠杆率的上升，这些负面效应就不用说了。如果房价上涨过快，政府所减的税费，很容易就被上涨的房价所带来的直接、间接成本吞噬。最后不仅没有帮企业降低成本，反倒会加重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在全球化成本竞争的大环境下，造成中国国家竞争力受损，因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竞争力。

作者是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