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民调侃是“始于玩笑（4月1日愚人节），止于儿戏（6月1日儿童节）”的上海封城在历经两个月后终于在今天迎来全面解封。

“上海回来了”、“上海全面复工复产”以及上海市政府写给广大市民的感谢信也在今天陆续登上微博热搜。

在这原本值得欢欣鼓舞的时刻，一些上海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回顾了过去60多天遭遇的种种惨状后，却发出不同声音。

他们历数了过度防疫带来的惨痛后果，认为两个月的封控是“耻辱”和“恐惧”，解封也不值得庆贺；另一方面，不少网民结合自己仍然被困小区的经历，质疑政府的解封政策无法完全落实，一条点赞最高的评论说：“上海全面复工复产？居委会同意了吗？”

实际上早在4月11日，上海就开始分区分级差异化管控。到上月初，2500万上海居民中已有1600多万人身处防范区。然而，不少防范区居民一直被封控在家，导致企业复工情况并不乐观。

许多上海网民自嘲说，电视上的新闻发布会是给上海外的人看的，不管是什么区，能不能下楼，是居委说了算。要不要提级管理，居委说了算。至于究竟什么时候复工复产复市，取决于小区能不能放人，最终还是居委说了算。

居委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根据官方资料介绍，居委会全称居民委员会，是城镇居民的自治组织，类似于农村地区的村民委员会。

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和街道办事处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行政管理区管委会（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派出机关，行使区人民政府或功能区管委会赋予的职权，而前者不属于行政机关。

但微妙的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又有“三委”，其中的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党支部）是指按照《中国政府章程》的规定，在社区之中成立的、以全体社区党员为组织对象的中国政府的基层组织。有分析指出，这大概就是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处理基层纠纷时为何会有警察出现协助的原因。
　　
居委会的职能范围也相当广泛。由于他们通常最熟悉该地区居民情况，很多事业单位及行政单位的工作都下沉到居委会，包括调查任务或者证明居民的情况等。

在动辄上千万的大城市中执行“动态清零”的防控措施，更需要居委会的大力支援，包括协调物资采购、组织核酸检测、发放疫情通知、协调小区居民纠纷、反映居民问题等。这也导致了困在家中满腹牢骚的居民最直接的发泄对象就是居委会。

居委会的权力

上海从上月中旬开始提出逐步解除封控、复工复产。根据《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对复工人员回小区的已经做出了明确：封闭生产企业可以向所在区有关部门申请轮换已复工复产人员，相关人员可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小区前加测一次抗原，如阴性可回小区。

但有防范区居民拿着手机，调出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上海发布”的消息给小区保安看，得到的回复却是：那你从“上海发布”里出去呗。

上海政府的政策和居委会管辖下的小区政策不统一，造成了有的小区已经复工的人员申请轮换想要回家的，却被拒之门外；有的小区，回家可以，但回了就不要再出去；还有的小区，想要出小区没问题，但去复工了，就不能再回。

随着上海逐步解封，居委会也开始推出花样百出的通行证。包括对人数、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如每户只能出去一个人，每日一次不能超过一小时，甚至通过摇号决定。

除了控制出行，居委会为了完成防疫指标，此前也对一些公寓大楼进行封锁。根据媒体报道，上海普陀区居委会4月16日用一把U型锁锁住了一栋公寓楼的大门，引发居民强烈抗议。居民称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作出封锁大门的决定，如果有事故或者火灾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也有不少网民质疑，这到底是谁赋予居委会的权力？

另一方面，上海居委会日常工作中出现派发物资不及时不到位，派发肉制品出现质量问题等，更进一步激化普通市民和居委会人员之间的矛盾，以至于上海青浦区某居委会人员防疫期间半夜11点在办公室吃网红瑞士卷，被曝光到网上后，也引发网民强烈反弹，吃了许久方便面的网民纷纷要求同款瑞士卷。

上海居委会人员辞职潮

平心而论，居委会的工作琐碎而庞杂，疫情期间强度更大。上海普陀区长征镇建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荣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他们居委只有七个人，需要管理楼栋198个，居民2129户、5452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30%。

他说自己本来4月(4月8日是其60岁生日)就要退休了，但还是选择留下来，因为封控期间，居委的每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他们每天大概早上五六点开始工作，通宵，或者干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到核酸现场维持秩序，当“快递员”“搬运工”等等。

有文章指出，上海居委会人力弱，尤其中老年人占多数，且平日里居委会基本无大事可做，也未遇到过大事，在防疫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就会捉襟见肘。  

文章还以深圳为例称，深圳愿意给居委会在编人员发钱，也会以更优厚的薪水招揽211/985的高材生，起薪约十多万（人民币，下同，一元人民币约0.2新元）；而上海则因为过于市场化而不愿给居委会发钱，导致无法吸引年轻人，居委会带编制的公务员月薪也仅在7000至8000元，更多的是事业编和合同工，月薪仅5000块左右。

此外，基层人员在工作中也面临来自上级部门追究“防疫不力”的巨大压力。上海市4月20日曾通报三起在疫情防控中不担当不作为典型问题，包括浦东新区曹路镇阳光苑第二居民区委员会委员、社工季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服从组织安排，拒绝承担工作任务，被解除劳动关系，按程序免去居委会委员职务；浦区金泽镇商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建国，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担当不作为，导致社区防疫工作出现明显疏漏，被免去党总支书记、委员职务，并按程序免去居委会主任职务。
 
薪水不高，工作强度大，还夹在政府和居民之间两头受气，上海在本轮疫情期间引发一波基层人员“离职潮”。
 
上海黄浦区海悦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马胜烨在小区封控近一个月后，因连续多天满负荷工作却遭居民误解和谩骂，在小区微信公众号上发文辞职。

同天，浦东新区昌里花园居民区总支书记吴颖川也向小区居民请辞，并透露履职五个月来已经历三次封楼，两次封闭小区，累计九次全员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整整4000多人的基本保障全部压在居委八个人身上。

上海虹口区嘉兴路街道香港丽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苗曾在电话中哭泣，引发网络关注，也反映出上海基层人员的无奈和困境。

政府甩锅居委会？

上海昨天宣布终结为期两个月的封城，从今天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市副市长宗明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点名“居委会”说，除中高风险地区和封控区、管控区外，各区、各街镇及各居村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村民出入。

网络舆论认为，上海政府点名居委会，说明他们意识到居委会阳奉阴违的出行政策是上海复工复产的绊脚石。 “上海居委会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民出入”昨天也登上热搜。

不过，有网民爆料今早仍有居委和住户互掐出门证。一些市民调侃：请问居委会批准上海政府的决定了吗？

然而，一些网民也为居委会“打抱不平”，认为最辛苦的基层人员到头来成了“背锅侠”。 需要的时候就授权让居委会承担范围之外的职能，一旦解封就把过度防控的责任推给居委会，让居委人员成为众矢之的，恐会伤了基层人员的心。

事实上，居委会在中国许多城市的防控工作中做出过不少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动态清零”的相关措施恐怕很难实现。另一人口大国印度去年4月还在报刊发文号召学习中国动员居委会的防疫模式。

回想两年多前，武汉那次轰轰烈烈的封城行动，居委会的功劳也不可小觑。然而随着防疫进入“持久战”，许多轮轴转的一线人员已体力透支，疲于应付，索性一刀切或层层加码来对付，受影响的市民也日渐失去耐心，双方冲突不断加剧。

诚然，上海居委会本轮防疫期间采取的防控措施确有过度之嫌，各种奇葩做法有什么依据，应该是什么尺度，也没有向市民交代清楚。但是防疫政策和措施说到底是互为一体，地方政府和基层之间应不断协调，最终达到步调一致。由此，“防疫过度”这个锅又岂能只让居委会来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