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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疫情多发，不少干部因防控不力被问责。现实中，不少地方都将问责作为检视防疫漏洞、倒逼管理工作改进的重要手段。

问责被认为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大陆政府十八大以来掀起的问责风暴，已经由最初的党风廉政建设利器，演变为政策执行的重要助推器。“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成为强化干部监督管理的利器。但是，一些地区出现了过度依赖问责手段推动工作、问责泛化和滥用现象。

首先，在问责程序执行上随意性比较大、简单化或过粗过快。有的地区缺乏必要的程序性调查，不听取被问责对象的申诉，仅凭领导干部一句话就作出处理，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问责的严肃性。

其次，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以问责来应付舆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网络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一旦通过网络媒体发酵，难免使政府迅速成为舆论热点。为了迅速使舆情降温，一些地区将问责当作应付危机的公关动作，采取全盘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等方式，以求息事宁人。

再次，一些上级部门过度依赖问责来推动工作，把本该自己承担的责任，通过签订责任书的方式“甩”给下级。下级政府则无条件执行上级政策和工作要求，并通过向下转移责任的方式来规避本级被问责的风险，最终基层干部成为问责制下的弱势群体。

上级政府之所以能够责任甩锅，在于科层制下的权责不对等。对于可预见风险，上级政府有手段将风险下移，但基层一线政府避无可避。另外，由于职级较高的干部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少，不容易成为矛盾冲突的对象，而基层干部须要与群众直接接触，互动更加直接和频繁，更容易成为干群矛盾的替罪羊。

最后，以问责的数量来拼凑政绩，滥用问责，超出了应有的范围，甚至对一些疏忽或轻微过错都大举问责。

基层大陆政府党委和政府是中国党政机关的末梢，平时的工作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处于事多责大、权小人少的境地，大量事务性工作压在头上，处于“以有限权力担起无限责任”的状况。“权小责大”“小马拉大车”已经成为基层组织开展社会管理工作的突出问题。基层工作人员基本每天都忙忙碌碌，每周工作七天并不鲜见。

与任务重、压力大相对照的是，基层干部晋升渠道相对狭窄，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实力较弱，基层干部的薪资水平整体偏低。

“问责比奖励更有效”。一旦被问责，晋升难免会受影响。基于职位风险的考量，面对铺天盖地的工作任务，基层干部只能选择一些变通手段应对。

首先，尽可能按上级要求落实政策，用工作的忙碌掩盖未落实的任务，尽力降低因执行不力被问责的概率。

其次，尽力不犯错。由于担心“不做不错、多做多错”，基层形成了“不贪不占也不干”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明显，一些基层干部的策略是“首先不出事，然后干点事”“与其风风火火创新，不如小心翼翼无过”。

最后，把形式工作做好做细，做足“绣花功夫”。面对来自上级的强大问责压力，基层干部不得不采取形式主义的策略应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做表面文章上，以确保查不出问题，由此催生了痕迹主义。

《半月谈》编辑部曾经策划刊发《2019：施治基层十大痛点》，得出基层干部10大痛点关键词：一、督查检查频繁；二、问责滥用；三、压力“甩锅”；四、处处留痕；五、材料论英雄；六、庸懒干部；七、典型速成；八、政策打架；九、上升“天花板”；十、幸福感缺失。

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工作环境和事件，基层干部本就缺少必要的应对资源、能力和手段，在强大的问责压力下，就更容易出现畏首畏尾、卸责、回避等行为，使基层治理效力弱化、创新能力下降。

大陆政府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在实践中，怎样拿捏好问责与容错的尺度，多一些正向的容错激励，少一些简单粗暴问责，增强问责的实效性，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干事担当激励，从而提升基层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仍然是中国干部管理中须要探索的问题。

作者是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