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新加坡人都错过了白手建国的浪漫理想年代，但是我们可以拥抱一种更符合时代的理想情怀，实现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当下一个理想时代的先驱。

正如这个世界许多富裕的国家和社会因不同群体发展速度不同，造成的贫富不均已经因此而产生的焦虑，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完全不能幸免，与其在大家自我定义的“贫”或“富”圈子中，消极地互相埋怨，不如整体地审视新加坡社会集体拥有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包括财富，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善之心，建立符合新时代的新社会契约。

与其在大家自我定义的“贫”或“富”圈子中消极地互相埋怨，不如整体地审视新加坡社会集体拥有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包括财富，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善之心，建立符合新时代的新社会契约。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这两天我问了身边一些真正富裕，或者有超级富豪朋友的人对这次“劫富济贫”预算案的意见，他们都需要支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和豪华汽车税，但没有怨言，有人甚至说应该调得更高。

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不眼红他们的富裕，反而觉得如果这是大部分有钱人的看法，我们的社会是很有希望的。我更希望他们不只在奢侈品开销方面舍得花费，在社会公益方面也更乐意出钱资助。

这次财政预算案，财长巧妙地把政府需要更多收入资助国家开支，而中低收入人群与年长人群又面对实际的生活费上涨压力，这个蜡烛两头烧的危机，变成让新加坡税制更公平的机会，让有钱、有能力的人付出更多，帮助弱势家庭的子女、技能可能跟不上市场需要的青年，以及积蓄应付不了晚年生活与医疗开销的退休人士。

随着我们逐渐学习怎么与冠病共存，我们需要重新启动引擎，不仅要回复往日的荣景，更要借此机会形塑下个理性社会。

社会契约更新，政治理念和标准也需要重新审视，总理的讲话不仅针对辣玉莎事件，更是对朝野政党和新一代选民的提醒。

原本以为星期五公布的2022年财政预算案，焦点会在调高消费税这个不受欢迎的宣布上，可是财政部长黄循财用这个机会，转移到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怎么朝向一个更符合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过去两年疫情的关系，几份预算案和追加部分，虽然都有鼓励转型，让新加坡人和企业在疫情期间养精蓄锐，等待疫情之后越战越勇的相关拨款，但抗疫毕竟是燃眉之急，预算案的重点主要在发补贴。

用豪华车的新税制为例，8万元以上车子的额外附加费从180%增加到220％，差别也就是数千到几万元，以一辆抵岸价（Open Market Value，简称OMV）20万元的小宾利来算，调高之后的额外附加费差额是4万8000元，对买得起宾利的富豪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本次预算案声明，我看到理想的社会未来图景，政府努力更新社会契约，让新加坡的富裕能延续超过三代。这让我想起刚过去的星期二，国会特权委员会发布辣玉莎撒谎事件报告的辩论中，李显龙总理谈到的国家理念和价值的延续性。他担心新加坡以诚信兴邦的政治质感变了，标准堕落、信任被侵蚀，国家会进一步衰退。

有了津贴和现款，一些实际的问题需要面对。日常生活费提高是一个真实感受，政府的援助能不能即时到位，而且有效地发送到手，比如鼓励人们用在实际的食品和日用品上；在当前这个电费上涨的时期呼吁家庭不挥霍资源以更能享受到水电费回扣的实质帮助；现金津贴和乐龄花红能让低收入和无收入退休者具体感觉手头松一些，趁他们心情愉快时推动他们参与有助身心健康的活动，希望在各部门的拨款辩论中，能够看到更多详情。

如果它是新加坡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就可以诉诸人性的善，共同去建立一个更符合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而不是诉诸人性的差别心、嫉妒和愤怒，去撕裂社会，以为通过那样的手段才可以推翻或者改变我们不认同的社会。

国家把经济大饼做大了，也要确保每个人吃得到，不然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来说，只是画饼充饥。

两小时的演讲中，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把关于消费税调高的宣布，和相关的定心与援助配套说完，举重若轻。

定心与援助配套是这块大饼的一部分，要让人民感受到这是每一个人，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的努力，为集体创造了财富所以得到的重新分配，而不是个人运气好所中的彩票。

这应该是个令现在的年轻人和中生代感到振奋的时代。我们的祖父和父亲那代凭着理想与热情建立了现代新加坡；以强调发展的理念，让社会脱离贫苦，成就了这个令外国人羡慕，甚至乐于移居的国家。

要当先驱必须能带头改变，这包括企业改变对廉价外来人力的依赖，建立一个支付合理薪酬的新加坡人核心工作团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再训练和工作转型、为了保持环境永续而决心参与节能减排。这些口号喊起来不难，实践做起来需要决心和毅力，甚至牺牲一些短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