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就职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且出现了三个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末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显著特点：意识形态再度成为双方博奕的重要阵地（中国是去年12月召开的民主峰会的主要针对国）；人权问题是双方交峰的另一个焦点（去年3月开始出现的新疆棉持续发酵，从中美扩展至中国与诸多西方国家，并波及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阵营划分若隐若现（拜登政府新组建了美英澳三国同盟即AUKUS；升级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即Quad；强化五眼联盟）。

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排斥中俄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12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外界纷纷猜想中俄已准备结盟。

当前中美关系除了上述三个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几乎如出一辙的特点外，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双方都不愿意直接与对方发生军事冲突。当前中美关系的这些特点，导致中美进入冷战的观点甚嚣尘上。同时，中美之间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美在全球变暖这个重要而急迫的问题上急须合作。

此外，中美之间的对抗或竞争集中在印太地区，波及范围远不及冷战的全球性。这是当前中美关系区别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三个核心内容。基于这些新特点，很多学者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冠之以“新冷战”。

持续近50年的冷战，是美苏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争夺和对抗不已的50年。在整个冷战时期，美苏互有攻守，双方都想成为唯一霸主，至少想在争霸中处于优势。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升至世界第二以来，中国从未主动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而中国GDP迄今没有超过欧盟，因此更准确地说，中国是第二大经济国，而非第二大经济体。

换言之，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并不断恶化，是美国为了巩固其世界霸权，不断调整其对华关系和外交战略的结果。不论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还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战略，均是以中国为战略支点。

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科技战、教育战再到拜登政府的民主战、人权战，无一不是由美国主动发起，中国应战。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主动挑战美国的霸权，原因很多，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对自身实力及本国目标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围堵，更像是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有学者称之为“冷战之父”）所发表其的著名美苏关系论。凯南在其8000字长文中分析了苏联扩张特性及其思想、文化和制度根源，在分析苏联经济、社会和制度弱点的基础上，建议美国对苏联采取最有效的策略是“遏制”。

遏制成为冷战时期的高频词，遏制理论从此声名鹊起。乔氏遏制理论的直接目的，是防止苏维埃政权在世界蔓延，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具体方式包括巩固西方盟友、加强教育、进行舆论战等。

当前，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它在经济、军事、舆论等各方面的优势，在中国未能完全挑战其霸主地位之前，寻求一种最安全、成本最低的方式有效遏制中国。在美国使用的诸多手段中，台湾问题是拜登政府的“王牌”。

拜登政府首次把“六项保证”和以《台湾关系法》作为其处理台湾局势的依据，还暗中策动立陶宛、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升级与台湾关系，以求法理上支持台独，并寻求法不责众的效果。拜登政府似乎在引导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犯下“致命错误”，让美国最终渔翁得利。

拜登政府采取的遏制策略，我们姑且称之为“新遏制”。中美是否会滑向“新冷战”，最终得看美国“新遏制”策略的长度和强度。如果其持续时间与冷战相当，且迫使中国不得不短兵相接、针锋相对，拜登政府就无疑是“新冷战”的始作俑者。

作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