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场实验，这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当国家边境大门被封闭时会发生什么。港口的货物无人认领，集装箱船则在海上游弋数周而不得靠岸，打工人滞留海外。富裕国家囤积疫苗，以备较贫穷国家急需时使用。

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我们学到了什么，尤其是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未来？

受疫情的限制，当我决定驾车环游美国而不是出国旅行时，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像我这样来自美国东北部、受过大学教育的非白人城市居民来说，广阔的美国腹地本身就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开车经过玉米地，那些谴责堕胎和抗议风电场的自制广告牌不时出现，还有巨大的被反光灯照亮的十字架在高速公路上若隐若现，以及数不胜数的特朗普旗帜。

驱车1万英里后回到家中，我至少在表面上认识了这个特别的美国，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拥护者们）大摇大摆地穿过美国国会大厦，脸上涂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条纹，挥舞着邦联旗帜，高呼：“美国！美国！”

2021年12月1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访问肯特郡的一个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点。图/视觉中国

在“正常”的年份里，我会在1月前往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20年1月，我目睹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徒冲进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校园，威胁反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的学生，我惊呆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把自己塑造成了印度教沙文主义的代言人，却又以一个苦行僧的面目，从广告牌上洋洋得意地凝视着民众。

与此同时，他的政府对少数群体进行了系统性迫害和立法，使数百万穆斯林失去“归化”权利，还将数十万土著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莫迪政府还通过了锡克教农民反对的土地改革。就在新冠疫情春季大规模暴发之前，印度政府突然修改了其接近于接受双重国籍的规则。“印度海外公民”现在需要获得特殊许可，才能进行学术研究、新闻工作和前往敏感地区旅行。

通常，我还会访问英国，这是我历史研究的重点。在那里，右翼民族主义戴着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矮胖面具，竭力模仿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卡通形象。说起来似乎有点疯狂，但新冠疫情对这个吵吵嚷嚷的脱欧派领袖来说是件好事，既让英国得以制定自己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又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至少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关注与脱欧相关的贸易中断。

但约翰逊政府的丑闻一个接一个，每个丑闻都是由无能、残忍和彻头彻尾的腐败造成的——最近一次是在签署新冠检测合同时发生的。遇到麻烦时，约翰逊会求助于丘吉尔。2021年10月，在保守党大会的最后发言中，他适时地引用了这位英国“二战”时期领导人对英国精神的软绵绵的颂扬。

特朗普、莫迪和约翰逊的政党重演旧的民族主义剧本，动员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仇视伊斯兰教，制造出一种令人兴奋的仇恨和福利。这三个人也恰好都在如何书写和纪念国家历史的问题上进行文化战争。由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主政的、位列美国新冠感染率最高地区的美国南达科他州，已被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曝光是洗钱者和逃税者的全球主要避风港。保守党靠俄罗斯寡头的捐款过活，这些寡头利用英国宽松的诽谤法，起诉调查他们的记者。印度人民党政府放宽了对外国在印度投资的各种限制，却限制外国人向慈善组织捐款。对富人搞全球化，对穷人搞民族主义。

位于印度浦那的血清研究所是印度最大的疫苗制造商，生产由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

但并非所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都被仇恨政治所打动。2021年8月，当美国和英国从阿富汗撤军时，我对这一观察感到震惊。外交政策建制派和左翼媒体抨击美国拜登政府屈服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心态。他们大声疾呼，美国对传播民主和妇女权利的承诺在哪里？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向得克萨斯州立法机构提出这个问题吧，它从根本上限制了投票权，并事实上禁止了堕胎。

如果说通往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的路径，经历了一段种族主义和对联邦政府敌视的历史，那么另一条路径则经历了一场主要由工人阶级发动的20年的失败战争（在面临指控的国会暴徒中，退伍军人约占五分之一）。在多年的工作外包和高不可及的高等教育价格之下，那些被沿海地区蔑视为“天桥之国”的乡村腹地，充满怨气和戾气。

然而，正如新冠疫情所表明的那样，无论人们为什么支持它，这种民族主义都会无情地吞噬自己。仅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就有3964人死于新冠。特朗普的支持者被愤世嫉俗的政客召集起来，甚至拒绝那些哪怕对他们有帮助的政府服务，尤其是可负担的全民医保。对“专家”角色的抵制，也助长了一场自杀性的、甚至是杀人的反疫苗运动，当特朗普温和地支持打疫苗时，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对这位煽动家发出嘘声。

与此同时，英国已经从西欧人均新冠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转变为需要面对因退欧加剧的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国家。特别是2021年下半年，能源成本飙升，因为缺乏能够补货的卡车司机，加油站无油可加。

在印度，莫迪举行了堪称超级传播者的选举集会，并在病毒开始激增的同时，放任举办重大宗教节日。

21世纪20年代的世界正在燃烧、淹没、感染和死亡。再多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也无法终结大流行带来的全球灾难，或遏制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际主义，一种不涉及入侵其他国家、迎合寡头和亿万富翁需求的国际主义。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国际主义：它能通过执行有力的多边协议，紧急应对气候变化；它将解决日益扩大的全球财富和安全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导致移民踏上通往富裕国家边境的痛苦旅程；它可以协调一个有效的疫苗生产和分发计划，以遏制疫情并减缓进一步突变。但要实现这一切，我们需要新的民族主义版本。一种让各国为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世界领导者而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指责中国或指责在美国南方的全球消费者渴望汽车、空调以及其他美国人和欧洲人早已习以为常的技术的民族主义；一种在不煽动身份分裂的情况下，对抗贫困和苦难的民族主义；一种支持民主机制，并证明它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形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通过任人唯亲、腐败和剥夺公民权来拆民主台的民族主义。

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民族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边境的重新开放必须与思想的开放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