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9月13日发布的题为《伊拉克的下一场战争》的文章称，当伊拉克和国际联军去年解放摩苏尔时，伊拉克政府宣告了胜利：针对夺取了该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历时3年的冲突已经结束。但这一宣告为时过早

。“伊斯兰国”组织仍然是一个重大威胁，不仅因为它本身作为一个恐怖组织所具有的高度敏锐性，也因为伊拉克的政治精英未能解决当初使该组织得以成立的问题。

他们未能满足极度贫困和厌倦冲突的人民的基本需求，未能弥合政治和社会分歧，未能形成一个共同的国家框架使国家团结起来。在不同的敌对组织争夺伊拉克政府的控制权的行动中，上述这一切可能很快为另一场毁灭性的内战铺平道路。

文章称，在2018年5月的议会选举之后，伊拉克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后“伊斯兰国”组织时代，甚至是后宗派时代的篇章。在这一章中，伊拉克政治家们将纠正这个国家的两极分化、腐败盛行和暴力动荡等问题。然而，对伊拉克来说，情况正在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在选举中排在第三位、力量遭到削弱的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提出了一系列象征性的反腐计划，但未能说服那些对零敲碎打的象征性改革不耐烦的伊拉克人。伊拉克的政客们解释说，腐败可能要花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补救，而这个民族等待改革已经等了15年多了。

在选举之后，包括巴士拉在内的伊拉克南部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者烧毁了省议会大楼和伊朗领事馆，冲击了政党办公室。伊拉克安全部队和政府支持的什叶派民兵以致命的武力行为作为回应。巴士拉拥有伊拉克储量最丰富的油田，占该国石油出口的80%，每月可向政府提供70多亿美元。

它应该是伊拉克最富裕的省份，但却是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与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一样，这座城市缺乏清洁水、电和就业机会。

满心失望的民众与既缺乏信誉又缺乏安抚能力的政府相结合，形成了危险的局面。伊拉克拥有一个容易再次爆发冲突的国家的所有条件，它不会翻开新的篇章，反而可能会陷入另一场内战。除了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之外，伊拉克还面临着武器和武装组织的泛滥、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机构以及多个履行伊拉克政府职能的机构并存的问题。

许多地区不在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包括什叶派占多数的南部，那里的权力分散在当地政党、民兵组织、部落和神职人员手中。

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大规模冲突一直发生在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但在即将到来的阶段，伊拉克的冲突很可能发生在主导政府的强大的、资源丰富的、身经百战的什叶派对立派别之间。

什叶派内部的对抗

文章称，当“伊斯兰国”组织在2014年崛起时，它填补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空白。它利用了伊拉克逊尼派感到自身被边缘化的感觉，以及对巴格达政府腐败和治理水平低下的不满。

这些根深蒂固的怨恨情绪仍然存在，但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动员起来。由于与内部（“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基地”组织、部落内斗）和外部（美国、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拉克武装部队和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无数次战争的结果，他们伤痕累累、鲜血淋漓、疲惫不堪。

相反，伊拉克的下一场战争很可能是什叶派伊斯兰对手之间的内战。自2003年以来，这些组织一直把持着伊拉克最有权力的政府职位及其安全机构。它们部署或收编了民兵团体，以确保获得大量国家资源。总的来说，什叶派民兵组织比伊拉克武装部队更强大，后者在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

什叶派民兵不受政府控制，但他们盘踞在国家机构内，利用国家资源。伊拉克权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民兵组织巴德尔旅（20世纪80年代在伊朗组建）指挥着联邦警察，自2003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内政部。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巴德尔旅与反西方的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及其迈赫迪军民兵组织进行了血腥战斗。

总理阿巴迪的伊斯兰达瓦党没有自己的民兵组织，但是滥用其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来压制对手。它还动员和武装部落派别。

文章认为，早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什叶派之间就存在对抗。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什叶派之间的流血冲突需要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的大力斡旋，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来自外部势力的领导人，如伊朗领导人的干预。2005年，什叶派首领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被迫在逊尼派的血腥叛乱中在敌对的什叶派组织之间斡旋。

迄今为止，伊拉克避免了什叶派内部的全面冲突，因为它一直被逊尼派武装分子、伊拉克“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占领。这些威胁仍隐藏在幕后，但已不再是过去什叶派统治者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