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沉溺手机，家长也应该反思

米尔斯曾说“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而著名学者孙立平教授早在新世纪初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在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

社会的洪流滚滚袭来，我们这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这个断裂的时代，作家梁鸿在《断裂时代的“痛”与“爱”》中，说到断裂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成了上个世纪打工潮时代的“遗留病症”，孤僻乖张、敏感孤单、焦虑迷茫……媒体不断塑造出一个同质化的留守儿童形象，如今，沉溺于手机游戏也成了他们的原生之罪。

尽管户籍制度已经有所松动，但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仍然顽固，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而进城农民工却无法轻易获得城市户籍，也不能享受和城镇市民的同等待遇，如医疗保障权和子女受教育权等。

子女就近入学难、城市消费水平高，种种原因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老家交由其祖父母或者亲戚抚养。“城市—农村”的断裂，由此成为了留守儿童社会联结断裂的开端。

父母在外打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孩子放纵自我、沉迷游戏，有部分家长会选择通过手机、微信等通讯工具实时和孩子及其老师沟通，关注孩子在学校的成长。

亲子互动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农村孩子的成长，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不足，与学校老师缺乏沟通，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也会相应的偏弱，“家庭—学校”的断裂接连而来。

调查显示，当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管教严格时，孩子对于学习的态度会变得比平时更加认真，学校的老师也会相应的选择和家长相似的态度对待这名学生；一旦家长对孩子的监护力度下降，留守儿童就易产生学习效率低下、学习目的不清甚至厌学的状况。

当家长不能完成对于孩子教育问题的基本监管时，学校教育理应弥补上这个缺失，可实际上，农村教育设施落后，人力与物力资源缺乏，一个班主任通常要管几十个学生，没有精力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和情绪。

留守儿童在原生家庭中的归属感，因为父母的缺位而被人为地弱化，当他们自然而然把这种归属感转移到学校和老师身上时，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极易让其产生挫败感和迷茫情绪。

农村的孩子大多在“城市—乡村”和“家庭—学校”这两大断裂带上艰难地抉择，自己是要勇敢面对，还是消极逃避，勇敢面对者或者还能像刘媛媛那样成为北大才女，面对镜头向亿万中国人讲述自己寒门贵子的经历，而消极逃避者只能扣动着那块透着莹莹绿光的屏幕，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想象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当然，手机游戏并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学者王磊光就认为手机对于缓解农村原子化危机有好处，计划生育和农民工大量进城导致中国农村的原子化状况尤为严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原有的集体性文化活动也消失殆尽，大人们很少再走家串户、举办大型宗族祭祀活动，小孩子们也不再一起爬树掏蛋、下河捞鱼。手机为孩子们参加集体性活动提供了机会，成了孩子们沟通交流的媒介和渠道。 

“唯有重新创造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活，才有可能将孩子从手机中解放出来。”王磊光教授说。

“毁掉穷人孩子”的锅，该由谁来背

“毁掉中国穷人家孩子”的这口锅，一听就十分黑且大，谁也不敢轻易地背上，乍听一下，手机游戏运营商似乎要负首要责任。

这些年来，家长和社会也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手机游戏上面，设立游戏分级制度，设置“防沉迷系统”，由远程的家长监测孩子的上网打游戏情况，随时对孩子进行管教。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手机依赖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生活的负面作用。但在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现代社会，一味地妖魔化网络游戏也是不可取的。

游戏工业在农村孩子手机上瘾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关键在于乡村教育环境的变迁，而不是电子产品或游戏本身的问题。

相比起富人，穷人更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容易使人陷入阶层固化的紧张情绪之中，是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是不是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隔阂早已为我们划分了社会阶层？类似的担忧实在不宜过度。

一方面，青少年教育成长的关键，在于其自身如何在“断裂的时代”辨析和定位自我；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心灵成长，关系着我们一代人的“痛”与“爱”，没人能把自己剥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