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佩尔：哈佛教授沃尔特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更谦卑、更克制和更平衡。

我最近访问了伊拉克——这个国家仍在遭受美国政府逾15年前做出的一项草率决定的后果——现在可能正是我读一读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新书的最佳时机。

沃尔特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国应该实行一种更谦卑、更克制和更平衡的外交政策，并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都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过于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孤立、功能紊乱的外交政策精英（被嘲笑为“一团赘肉”(the blob)）以及缺乏对灾难性决策的问责。

我跟沃尔特的不同看法在于，他把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其他人捆绑在一起。我想主张，奥巴马的确拥抱了沃尔特现在建议的战略。他拒绝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使用武力（尤其是在阿萨德2013年越过“红线”之后），或者他推动美国与伊朗和古巴达成外交协议，只是几个例证。（全面披露：我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近六年的政治任命官员，我跟那些“一身赘肉的”同事一样，对奥巴马不愿更实质性地介入海外事务感到沮丧，尤其是在叙利亚）。

这位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不排除使用军事干预：在“干预显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或导致无限期承诺”的情况下，可以动用武力。然而，这正是奥巴马没有直接干预叙利亚的原因，即便他确实向非圣战叛军提供了援助。

沃尔特建议部署少量美国军队支持当地武装，这恰恰是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行的政策，也是打击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行动的核心（在强大空中力量的支持下）。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由、随同和通过”，即“由当地部队、随同当地部队以及通过当地部队”，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的错误。

然而，就叙利亚内战而言，这种克制的做法也产生了严重的意外后果。那场冲突导致该国50多万平民丧生，半数人口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逃往邻国，超过100万人涌入欧洲。

与此同时，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ISIS等圣战组织就越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策划、指挥或煽动袭击，包括在欧洲和北美。2014年年中，ISIS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从那时至今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29个国家里，已发生逾140起由ISIS指挥或煽动的袭击。这些袭击造成了数千名平民的死亡。

民粹主义政客能够利用移民危机和ISIS的威胁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是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退欧(Brexit)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保持克制的第二个负面后果是，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加自信。这种情况也许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但奥巴马肯定给了这些国家更大的回旋余地。

沃尔特认为，外交政策精英没有对重大错误承担责任，这一点很难反驳。美国没有英国那种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英国的调查在约谈高层政客和官员并追究其责任方面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坦率。正如沃尔特所指出的那样，在策划了不负责任的伊拉克战争的人当中，大部分人从未受到惩罚，许多人反而得到了提拔或其他形式的认可。

奥巴马也许没有完全实现沃尔特的愿景。理论上听起来不错的东西，经常难以付诸实践。考虑到施政的压力、应对外部事件的紧迫性，以及美国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所无法掌控的其它因素，即便是一位非凡的美国总统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只有一位真正杰出的领导人，才能高超地把握沃尔特所建议的“海外平衡”（在地区大国之间），使国际格局有利于美国，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彼此联系更紧密的世界。

然而，沃尔特的这本书应该推荐给所有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人读一读，即使它有时或许会让我们中的某些人感到些许不舒服。

本文作者为伦敦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总监

译者/邢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