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作为科技公司的员工，我们有责任抵制我们研发的技术用于不道德用途，有权知道我们的劳动成果用于何处。

科技巨头们喜欢一意孤行。最近，亚马逊(Amazon)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宣布，他不会允许其员工胁迫公司拒绝签订美国某些军事合同。

他明确批评了我的前雇主谷歌(Google)——上个月谷歌决定不参与竞标美国国防部总值100亿美元的计算业务合同，因为这与该公司在员工抗议此前的军事业务后采用的伦理准则相冲突。他表示：“如果大型科技公司都拒绝美国国防部，美国就会陷入困境。”

另一位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强烈抨击了谷歌，称谷歌是“迫于压力”才决定退出Maven项目，并称该决定“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爱国主义的打击”。Maven项目是美国国防部的无人机监控自动化项目。

贝索斯和布隆伯格把亚马逊和谷歌描绘成了受害者，受到了那些不在意爱国主义的强势员工的胁迫。

这种说法十分荒谬。谷歌和亚马逊以及此事中的美国国防部，都属于全世界最有支配力的机构。贝索斯最近成为了现代历史上最富有的人。布隆伯格在全球富豪榜上与他距离也不远。

要求这样有权势的人承担起责任是理所应当的事。

相比之下，科技公司的普通员工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力。亚马逊强烈反对其普通员工——年薪中位数还不到贝索斯10秒钟内挣的钱——成立工会。微软(Microsoft)在一群合同工工程师投票支持成立工会后解雇了这帮人，微软至今还没有技术员工工会。

我相信，硅谷的老板们历来把利润置于员工的生计之上，这些公司提供的所有福利都由老板决定，这些福利与其说是个人贡献的反映，还不如说是看老板心情。

因此，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员工表达异议的情况激增，谷歌、微软、亚马逊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数以千计的员工表达了对自己认为不道德的项目和人事决定的反对，这种现象很有意义。

我正是这场日益壮大的科技员工运动中的一份子。我们相信，我们有责任抵制我们所研发的强大技术用于压迫和不道德的用途，并有权知道我们的劳动成果用于何处。

我们认为公众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些技术影响着每一个人。科技公司不应该私自决定创建一个可能受到中国监视和审查的搜索引擎、推动战争自动化、或为移民当局配备面部识别系统，这些决定应该经过慎重考虑并公之于众。

这类重大抉择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并受到健全的公共问责制度的监督。考虑到这些公司及其技术的庞大规模和全球影响力，此类问责制度需要跨越国界。

由于Maven项目，我决定辞去我在谷歌的工程师工作，因为我认为他们后来制定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不够严格：他们允许在“国际公认准则”内的监视。

我现在加入了同样反对Maven项目和“蜻蜓”(Dragonfly)搜索引擎的谷歌现员工及前员工的行列。我们不希望成为侵犯人权行径的同谋，我们认为员工和公众也应该有发言权。我们支持那些同样站出来反抗公司的亚马逊、微软、Salesforce、麦肯锡(McKinsey)和德勤(Deloitte)的员工。

我们也有权不当杀戮的帮凶。谷歌或亚马逊的大多数员工当初加入公司时并不是为了从事军事应用研究。两家公司都是跨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设有工程办事处，而且很多员工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生活在美国。我之前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谷歌欧洲总部工作。对我而言，美国军队并不像谷歌云(Google Cloud)首席执行官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在其博客中说的那样是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我们应该出于爱国主义而自动支持的军队。

作为一名工程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发声呼吁人权和负责的决定。作为一个行业，我们科技行业的人不能在原则上让步，也不能允许自己被那些因我们的沉默而更加富有的亿万富翁胁迫。

注：本文作者最近刚离开了谷歌。认同她文中观点的有谷歌现任员工阿姆鲁•盖伯(Amr Gaber)、艾琳•纳普(Irene Knapp)、利兹•方-琼斯(Liz Fong-Jones)、塔里克•优素福(Tariq Yusuf)、布尔钦•叶罗卡尔(Burcin Erocal)、两名要求匿名的现任员工、以及曾在谷歌工作的杰克•波尔森(Jack Poulson)。

译者/马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