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对性暴力受害者 日本社会缺乏同情与理解

《Black Box》出版了近一年，此书据悉也将翻译成英文。伊藤目前居住在英国，从事采访工作。

于7月7日发刊的日本《女性自身杂志》采访了伊藤，显著报道了她的经历。岂料在她说出了惨痛的经历后，却受到日本保守派言论的攻击。伊藤告诉该杂志：“我说出了事实，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一些人认为我是为了博出名。”

在伊藤的眼里，日本社会对遭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仍然缺乏同情与理解。伊藤也在事后发现，“日本的女警人数太少，只占警队总数的8%，这或许是性侵问题无法获得司法理解的原因之一。”

伊藤的遭遇让人同情也感到愤怒，她的斗争令人动容，可是像她这样鼓起勇气告发性侵者的日本女性毕竟不多。

日本《女性周刊》三个月前，针对各国强奸案的举报为题，发表了一项报告透露，在119个国家里，日本的“举报”排名列第105位，几乎垫底。据日本内阁府提供有关性犯罪的统计资料显示，平均每15个日本女性当中就有一人曾遭遇强奸或被强迫性交。但是，受害者当中仅4%愿意告发追究；有75%表示“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些事”。

日本在战后提倡男女平等，在安倍政府上台后，更以“女性活跃社会”作为政策，提倡日本职场必须是男女平起平坐。但是，“日本是不是一个让女性容易发声的社会”，受到日本社会学家的质疑。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撰文指出，“日本或亚洲的女性们在受害后，大多数都选择沉默，是因为担心事件一旦曝光，就要面对周围的有色眼光。旧思想认为这类事是羞耻的，她们害怕会进一步受到羞辱。即便明白自己是受害者，也情愿把包袱强压在自己身上。封建社会的枷锁仍在，要站出来说出真相，并不是容易的事。”

上野也是日本少数深入研究二战中女性承受军事性暴力问题的学者，她在上月二战纪念日前夕，以《二战中的#Metoo》发表演讲时指出：“在战争侵害中，针对性侵害的证言最难收集。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在二战中受性侵害的慰安妇们才打破沉默，她们其实就是#Metoo的先驱。1991年，韩国受害者金学顺鼓起勇气打破沉默，指证日军施暴。这个行动促使亚洲其他二战受害女性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这也是一个#Metoo行动。”

伊藤勇气告白激发受害者发声

随着世界多处出现#Metoo运动，伊藤的勇气告白在这一年内，确实为日本社会带来了改变。

一些遭受性侵犯并长期压抑的受害者，开始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声。“我也是”运动更促使日本政治在这方面有了觉醒。日本一些地区开始关注这个课题，例如在大分县的政府部门，负责推动“男女平等”的部门首次设立特别小组帮助性侵受害者，上半年共有130名受害女性前往求助。

这个部门也举办性侵受害者互助交流会，让一些受害者说出痛苦经历。

上个月，受害者之一工藤千惠在大分县召开的性侵告白会上说：“八岁那年，我遭到了性侵，30多年来，这个阴影一直纠缠着我。新闻报道很少有强奸案，这是个很难看到伤害的案件，即便报道了，也只是以没人命危险一笔带过。但是，人们不会了解，遭受性侵所产生的创伤，几十年过去了都不会消失。”

专家：须提高赔偿金 鼓励女性勇于揭发

日本虽然没有所谓的“性骚扰罪”，但女性若勇于揭发，经司法裁定后仍可向加害方索取赔偿金。

按照公示内容，日本司法界规定了骚扰罚金，如：强吻罚240万日元（约2万9000新元）；要求女下属去开房罚金不低于300万日元。这些标准是在上世纪90年代法庭针对性骚扰问题而定下的。

在这之前，据说有关的赔偿金还不足以让受害者支付律师费。

90年代后期，大阪前市长横山诺克于选举期间，曾在宣传车上调戏为他助选的一个女大学生，结果被告上法庭，被判赔偿1000万日元（约12万新元）。

日本企业里的非礼案更多，曾有一家公司的两名女职员因老板总对她们性骚扰，愤而将老板告上法庭，结果他被判赔偿受害人3000万日元（约37万2000新元）。

日本劳工问题专家目前正向司法界发出呼吁，主张提高性骚扰的赔偿金，鼓励女性发声。

熟知日本性骚扰司法程序的评论家若林亚纪指出：“如果要日本女性从性骚扰中解放出来，重要的就是要有公正的司法程序。日本当局应当通过立法，对加害者施以重罚，好让日本女性能更安心地活跃于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