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

9月1日在北京大学参加王颂教授召集的佛教史年会，茶歇间隙就有同仁随口问起新加坡有多大，答案自然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新加坡很小，但几乎无人想到竟会如此之小。其实我没有告诉他们，新加坡的700多平方公里中有很大还是拜填海所赐，更不用说相较1.49亿平方公里的地球陆地总面积，我们大概只占了二十万分之一。

古往今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小国从来都是悲哀的，持狭义权力观的社会学泰斗马克斯·韦伯就明言，所谓权力就是把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的能力，而国际政治也不过是追逐这种支配权的游戏。因此，除了大国间平衡需要、国际法等现当代的制衡手段之外，小国的前途，除非自强，否则只能倚仗具有支配能力的大国来决定。而就现实而言，确实一般只有大国间的纷争、合作与妥协退让，才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宏观格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尔虞我诈的当代国际政治大舞台，已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获得稳定之后的长期博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小国通过国际组织、区域合作以及与大国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等，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获得生存。在当代国家间的交往行为还没那么规范前，小国的处境可说危如累卵。回想二战前夜，英法等国为了与德国达成短暂和平而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苏德间又达成协定私分了波兰。与新加坡比起来，这两个国家可都是“超级大国”，但依然免不了成为大国间讨价还价的筹码。

这种情况几乎是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常态，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冲突，都肯定会将周边的小国卷入漩涡之中。但是国家之间从来只有利益交换，而无多少温情，这才是冷冰冰的现实。大国永远有着自己的政治与外交企图，以及短期或长期的利益所在。为了达到大国间的力量再平衡，它们往往会以小国来作为撬动局势的支点，并诉诸各种花样繁多的理想主义信条。

小国之中的某些政治人物，有时就受到诱惑，想要把大国的力量主动引入本国的政治之中。无论他们或者是高尚或者是卑劣的原始企图，往往很容易就会成为大国的利益代言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了推动小国政治走向失控的推手。

现当代无数代理人战争，以及因此无时不在的小国国内政权动荡，往往都是这种国内外政治因素纠缠不清的产物。在这场游戏之中，大国永远是赢家，他们也乐于发现这种来自小国政治势力的主动迎合。因为在这场游戏之中，他们有自我选择的主动性。这场赌局的规则就是由大国所制定，而小国政治力量的主动引入，不过就类同于赌客希望能够从赌场老板那里火中取栗一般。

最近覃炳鑫又在面簿贴文中吁请邻国首相来“带头在东南亚推进民主、人权、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其意有所指是非常明显的。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反建制人士，故其政治意图显而易见。其实新加坡国内民主、人权与言论自由问题皆可商讨，并且也确实有时时检讨以求改进的必要。但为何非要借助邻国，这样一个自己都充满各种问题的外在力量，则颇为让人警惕不解。

我们姑且不去探讨他的初衷与动机，但对这种试图引入大国来干预这一弹丸之地的倾向则须小心。指望一个大国，无论哪一个大国，来纯然无私地介入我国内政，这至少也要说是颇为天真吧。

记得今年马来西亚大选之后，就有人放言，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在新加坡发生？其实当然会，但那是在新加坡政治一片混乱、经济凋敝、民生维艰、种族问题丛生之时，而非现在。与不少国家，也包括芳邻相比，至少现在新加坡一切安然。就国内关乎民生的若干指标而言，估计即将来临的下届大选后，覃炳鑫等恐怕又不免要失望了。

作为一位政治参与者，行事终须以国家安危计。方今之际，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可以以区域联盟等若干方式，来增强自己抵抗国际政治风浪的能力；引入他国干涉，则无疑是取败之道，而且亦非民心之所依归。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