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专栏

尽管近几十年来亚洲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许多亚洲人心目中，美国仍然是个梦中目的地。中国大陆近年来影视剧描绘的官场和商场上层人物，无论正反面，往往都有子女已经在美国。争先恐后赴美产子的中国孕妇，是这一种“美国梦”的另一写照，以至美国出现了超级“月子村”。

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都差一截的印度，“美国梦”毫不逊色，尤其是在教育水平良好的上层社会中。他们移民赴美的主要途径也与大部分合法中国移民相似：先留学获得美国大学高等学位，再申请工作职位，最后获得绿卡。

对美国来说，通过吸收高教育亚洲移民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特别是在高科技革命主导的新世纪中。例如特朗普总统前白宫首席策略顾问班农声称：“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硅谷总裁来自南亚或亚洲。”

另一个例子是全美“高考”平均分数最高的学区——波士顿郊外的勒克星顿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教授家庭之外，也是大波士顿地区蓬勃发展的生物制药与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工业员工最中意的居住区。新世纪十多年来，列克星敦镇亚裔人口翻倍，从11%增加到22%，远高于全美平均5.6%。镇上成年人口中，今天超过一半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特朗普代表和利用的美国中下层白人本土主义运动，眼看会威胁到这一亚裔教育移民美国传统的延续。这是因为本土主义潮流的两种主要成分，是源于反精英主义的反智主义，和源于种族主义的排外主义。

《大西洋月刊》新近有一篇题为《（美国）民族主义者的错觉》的长文，用大量历史和现实数据，披露了特朗普的白人草根阶层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去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名蓝领家庭出身的美国大学教授的分析，用自己的家庭经历和其他数据，描绘了美国蓝领白人蔑视高教育专业人士的“美式大老粗”痼习。

11月初，《纽约时报》的专题报道《日趋减少的美国研究生》，披露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本土学生比率不断下降，超过一半研究生来自海外，也部分反映了这种本土文化。

反智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上升趋势受到经济因素驱动：中下层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下滑，少数民族、外来移民、外国劳工成为现成替罪羊，高教育社会精英则被目为无视美国蓝领白人利益的“全球主义者”。

因为整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族群的衰落，以及亚裔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高教育精英阶层中占越来越高的比率，上述反精英主义和排外主义开始进入主流政治，尤其是在茶党运动后当选的许多共和党议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思潮支配。

特朗普上台后，为了取悦于他的低教育白人草根阶层，更强化了这种本土主义潮流。本土主义的忧虑，不仅是拉美裔低教育“非法移民”大量渗入，外来非白人高教育精英也在掌控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和财富，两者都形成对传统基督教白人利益和地位的严重威胁。前述班农抱怨亚裔控制硅谷的言论，是明显的例子。

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的共和党多数，正在力图扭转他们心目中这些对白人传统社会优势的威胁。一个明显例子是共和党强行通过的税务改革议案，众议院版本中包含了大幅度增加研究生财务负担，以及其他对精英教育不利的项目，引起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一致反对。最后参众两院会商版本究竟如何，尚待观察（编按：最终版本取消了一些不利于研究生的条款）。但是此事明显反映了共和党认为精英教育有违该党政治利益的立场。

还有移民政策，不仅是低教育“非法移民”，就是受到精英教育但是“非我族类”的合法移民，也受到越来越苛刻的限制。11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某位中国留美学生的评论。该名学生具有牛津大学的法律学位和斯坦福大学的企管硕士学位，并有一位诺贝奖得主的推荐信，获得硅谷一家新创公司的聘请，并抽签获得了H-1B工作签证名额，但是最后仍然被美国移民局拒绝签证，限时离境。一叶知秋，对计划通过教育移民美国的亚洲人士来说，这是极为不祥的“金丝雀”。

人才竞争不提，世界银行指出，美国妇女生育率近来只有1.8，显著低于维持人口平衡的临界值2.1。面临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潮，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虽然受到短期党派利益驱动，显然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妇女生育率更低（1.6）的加拿大的有关移民政策，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