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方案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属于合法操作。但最终想做成这笔融资，还需要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即必须有银行为安泰公司提供兜底担保函。

在美的集团内长期经手金融业务的李幸也清楚，作为放款方，最关注的是银行兜底担保函。如果没有银行这份文书，其他条件再好也不可能放款。但彼时监管部门收紧了担保条件，银行已经极少为企业出具兜底担保函。因此，一旦市场上出现银行兜底担保函这种罕见的文书，会被反复确认核实。

司法材料显示，对于融资过程中涉及的兜底担保函，涂永忠曾对申建忠说过：“担保函只能作假，搞不好一起完蛋。”

除了上述3亿元的项目，聂勇还将美的集团可以对外放款的信息告知其他中介，这些中介也设计了对应的理财项目，资金规模达7亿元，并将成都三家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拉入其中。成都项目的通道公司为上海财通和渤海信托。

在斯义金等人做理财方案的同时，安泰公司也和涂永忠着手进行相关手续的准备。由于安泰公司在贵阳分行有过贷款，涂永忠据此安排准备了关于安泰公司的一系列信贷文件；申建忠还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对安泰公司的财物数据进行了修改，包括减少负债、提高收益率等。这些文件先行传给李幸查阅，李幸又递交给了美的方面的其他负责人。

在获得公司领导批准后，2016年3月8日，李幸和美的风险管理部的同事朱立明前往贵阳，准备到贵阳分行与申建忠、涂永忠面谈借款事宜。

银行办公室里的“双簧”

2016年3月9日上午，李幸、朱立明如约来到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涂永忠的办公室，见到了申建忠和杨振峰。事后看来，李幸在这间办公室里看到的不过是一出精心排练的“双簧”戏。

司法材料还原了当时故事的诸多细节——

双方交谈中，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一名男子走了进来。涂永忠、申建忠、杨振峰纷纷起身跟这位男子打招呼。

“这是我们潘行长，也特别关心安泰的这个项目。”涂永忠向李幸、朱立明介绍来人是贵阳分行的“潘副行长”。“潘副行长”也热情地欢迎李幸、朱立明来谈业务，“安泰是个好企业啊，是我们行的优质客户，发展潜力相当好”。除了夸奖安泰公司，“潘副行长”又跟李幸、朱立明聊了聊家常。十几分钟后，“潘副行长”离开涂永忠的办公室。

即使有银行领导的推介，李幸依然最关心贵阳分行能否给安泰公司出具保函。对此，涂永忠明确表示没问题，还向李幸、朱立明出示了贵阳分行给安泰公司的授信资料。如此，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只等最后签约。

李幸、朱立明不知道的是，贵阳分行确实有一名潘姓副行长，但进屋夸奖安泰公司的并不是真正的潘副行长，而是由安泰公司的一名员工假扮。

十几天后的3月21日，李幸、朱立明和斯义金又来到涂永忠的办公室，要求银行在兜底担保函上盖章。

李幸递交了美的方面拟好的兜底担保函，涂永忠看后打印了一份用印申请，并召唤下属去找行领导签字。很快，又有一名银行员工模样的人带着装有印章的小铁箱进入涂永忠办公室。涂永忠取出银行印章盖在了担保函上，并盖上了行长邓晖的签字章。随后，李幸对着担保函拍照后转发给同事，交由美的集团金融中心财务总监审批。担保函原件放入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两头处由朱立明、涂永忠签字。至此，整个业务流程完毕，安泰公司也很快收到了美的集团的3亿元资金。

李幸、朱立明依然不清楚的是，进入涂永忠办公室拿走用印申请表、送来印章的两人并不是贵阳分行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安泰公司工作人员假扮。

结束了贵阳签约后，李幸、朱立明又飞往成都，那里有同样的“戏码”在等着他俩。

2016年3月22日上午，李、朱两人又来到中国农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客户经理陈某的办公室。在此之前，陈某还安排李幸、朱立明见过该行“黄行长”。与贵阳分行的场景类似，“黄行长”对于需要用款的三家公司同样大加赞扬，并亲自拿出银行公章盖在美的集团准备好的担保函上。美的集团的7个亿资金很快进入到另外三家公司的账户。

短短48小时内，美的集团的10亿元资金就这样通过假冒的银行工作人员的引荐和“盖章”，贷给了其他企业。

司法材料所披露的信息显示，美的集团投资到安泰公司的资金预期收益率为年化7.35%，期限2年；投资到成都三家企业的资金预期年化收益为6.7％，期限同为两年。按照这一数据计算，如果2年期满，借款企业按期还本付息，美的集团在两年内可以收到超过一亿元的利息。

从司法材料披露的信息来看，围绕美的集团的这一系列骗局，其“主演”们卖力演出的动力来自于背后巨大的利益。

安泰公司获得了3亿元资金后，将大部分余款用于公司经营，没有出现大额的用于个人的支出。其中包括偿还重庆银行贷款3000万元及50万元利息；提前还了美的方面3500万元；还用于支付各类货款、发放工人工资、归还P2P投资人资金等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安泰公司还向中介支付了总计4152万元的中介费，其中李恩泽获得了1500万元，斯义金等人也获得了超过百万的中介费；涂永忠则在合作之初提出了要求，事情办成后，安泰公司要借给他一部分资金，以完成业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