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马的四任昆明原市委书记中，因推行大拆大建的发展理念，仇和是最富争议的一位。

多位云南政界人士认为，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治理滇池水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没有仇和的这些‘魄力’，昆明发展不会这么快”。

一位官员透露，滇池研究会曾筹划出一本《仇和语录》。“他们并非拍马屁，是真心实意想整理这本书。后来仇和落马，此事也不了了之。”

白恩培欣赏仇和的“魄力”。 白主政云南时也是雄心勃勃。他推崇“大昆明”发展战略，随后云南各市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大理”“大曲靖”等造城运动热火朝天。大量房企趁势抢滩云南，与此同时，侵占基本农田、非法拆迁等事件大量出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品牌栏目“侠客岛”曾评论说，云南高级别官员皆因贪腐落马，买官卖官现象严重，白恩培、仇和大肆收钱的其中一项，就是“工作调整、职务晋升”。据云南消息人士透露，昆明原市委书记高劲松曾花费100万直接向白恩培买官，“这在当地官场几乎尽人皆知”。

目前上述“八虎”中，张田欣已被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另有5人均已获刑：沈培平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仇和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昆明原市委书记高劲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涉案金额2.06亿余元的杨崇勇被判处无期徒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10月9日河南省安阳中院公开宣判，白恩培受贿2.46764511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其执行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他也成为《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一年来，中国被处以终身监禁的第一人。

烟、矿背后的钱权交易

烟草与矿产都是云南重要的支柱产业。云南多名官员的贪腐问题均涉及烟、矿领域。

5月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余云东的二审判决书。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判处余云东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万元。

判决书显示，余云东曾为28个公司或个人承接烟草宣传项目、烤烟烤房设备招标、物流、建筑工程等方面提供帮助，受贿900余万元。

此外，云南烟草系统落马的人员中还包括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天飞、有“烟草狂人”之称的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杨伟祖等。

云南是全国矿产资源大省之一，该省有61个矿种的保有储量居全国前10位，其中，铅、锌、锡、磷、铜、银等25种矿产含量分别居全国前3位。

十八大后云南落马的高官名单中，不少与地矿领域存在利益关系。 其中有白恩培、秦光荣、沈培平（坊间称其为“沈矿长”）、张田欣等省部级官员，也有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林耘（获刑17年）、玉溪市原市长雷毅（终审判死缓）等厅官。

据《财经》报道，白恩培2001年从青海调任云南主政后，主推国企改制，进一步加大发展矿业的力度。但也正是这种改制为云南矿业主管部门提供了更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文山州都龙锡矿、麻栗坡钨矿以及怒江州兰坪铅锌矿和腾冲大平掌铜矿、东川博卡金矿等，都在云南省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后，被指因权力寻租遭贱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杨维骏曾举报称，白恩培主政期间，云南发生多起贱卖矿案。其中，最典型的一起，便是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价值5000亿元的兰坪铅锌矿，让白恩培的好友、四川黑老大刘汉以10亿元控股60％。

雷毅一审的判决书显示，自2004年至2013年，其在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玉溪市长、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分别向参与都龙锡矿改制的云南华联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代表马应喜等14人，索取或收受人民币约2570万元、美元30万元、港币90万元、新加坡币50万元，价值人民币53万元的玉器4件、价值人民币38.05万元的金条10根。

当地多位政商界人士称，雷毅与白恩培关系非比寻常，白恩培离任省委书记前，将雷安排到云锡集团担任“一把手”。在都龙锡矿改制过程中，又有张田欣、秦光荣的影子。

在2016年10月，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中，白恩培出镜忏悔。

该片称，在主政云南期间，白恩培频繁利用矿产、土地和房产等开发项目收受钱财，而他的妻子“张姐”（张慧清）也明确向企业老板提要求。

该片称，张慧清酷爱翡翠和玉石，白恩培喜欢红木和茶叶，所以很多行贿人都投其所好。 涉案人员周宏称：“有一天就跟我讲，我看中个手镯，大概1000多万，你去付一下。我说好，那就买，1500万买了个手镯。”

2017年6月7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向云南省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组组长徐令义代表巡视组向云南提建议时特意提到：云南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解决“烟、矿”独大局面，增强辐射南亚东南亚的能力。

查办厅、处级干部人数 位居全国前列

谈到云南落马官员中，多人涉及矿产资源的问题，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矿产资源回报率高，企业家舍得动用更多资金来行贿，而政府相关部门在其中把控项目审批的全过程，就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他认为，这方面还衍生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就是“立法腐败行为”，即背后有政商利益集团推动一些规则行为的制定和出台。因此，还应想方设法，在制度建设方面做一些改革，从制度和规则层面，铲除这种腐败行为。

云南的腐败问题中，“一把手”现象比较突出。 毛昭晖认为，这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更大。除了有腐必反，强化监督建设外，还要强化权力制衡制度的建设。

除了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之外，十八大后，云南查办的厅级干部人数和处级干部人数也位居全国前列。 

今年1月，昆明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新媒体“掌上春城”报道的相关数据称：十八大以来，云南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7561（次），处置问题线索76805件（次），立案审查调查33699件，其中厅级干部268件、县处级干部1751件，乡科级干部7238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5843人。2013年至2018年共立案省管干部280人。

在反腐力度持续增强的背景下，杨维骏认为，反腐更重要的还是要坚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原则，不能让权力过于集中，要让权力相互制约，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