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假记者横行十余年:敲诈企业(2)

时间:2018-09-22 10:52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社会新闻
以创收为名 陕北假记者泛滥的情况其实早已不是秘密。 早在2012年,中国青年报就曾刊发过一篇有关陕北假记者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陕北新闻界另一名人白延林。报道称,白延林自称与央视某著名主持人相熟,并宣扬其所

以创收为名

陕北假记者泛滥的情况其实早已不是秘密。

早在2012年,中国青年报就曾刊发过一篇有关陕北假记者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陕北新闻界另一名人白延林。报道称,白延林自称与央视某著名主持人相熟,并宣扬其所驾驶的奔驰车是某卸任国家领导人用过的,他的车牌号和手机号后5位数均为88888。在白延林从业经历中,他的身份从《各界导报》和《各界》杂志记者部主任最终变为《中外新闻杂志社》首席记者。但在业内,他却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假记者”。

9月20日,榆林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白延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这则消息中点明了白延林的另一重身份——清涧县高杰村镇政府干部。

早在白延林之前,从今年8月开始,榆林市已展开了一场针对新闻敲诈的整治行动,榆林市公安局在9月5日曾通报称,已有43名真假记者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抓,涉案金额887万余元。《榆林日报》随后刊文称,“盘踞”在榆林十多年的“假记者”群体,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

陕北的假记者群体,究竟因何而产生,又如何在当地“盘踞”十多年之久?曾在当地媒体从业近二十年的陈孝义称,这与部分媒体把关不严存在很大关系,“很少有人以个人名义冒充记者,几乎每一个假记者背后都有一家媒体。这些假记者大多曾是媒体的广告业务员。”

陈孝义回忆称,上世纪末,陕北大部分报社的生存模式,还处于“以厂养报”的状态,通过印厂和报纸的发行来盈利,“那时候记者数量很少,从未听说哪里发生过新闻敲诈。”

陈孝义说,2001年前后,受市场影响,许多报社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为了生存,部分印厂甚至增加了生产纸箱的业务,“但大家最终发现,增加收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广告。随之,许多报社临时成立了广告部。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围绕着创收来进行的。”

“同事们开始攀比业务量,在大家心目中‘能拉来广告才是好记者’的思想也逐渐产生了。”陈孝义说,到2003年前后,有报社为增加广告业务量,开始将整部门或整栏目对外承包,他认为陕北的媒体圈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假记者,“祸根就在这里”。

陈孝义说,一个部门或栏目的承包费一年需要数十万元,承包者因经营需要,招聘了大量广告业务员,“这些人手持报社自制的工作证,外出跑业务时也自称是某某报社的,别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记者。长此以往,记者和广告业务员便变得真假难辨。” 

神木市遍布着许多煤矿及电厂等企业,不少假记者就盘踞在这里。

“赞助费”与“护身符”

延安市媒体从业者黄安也同意陈孝义的说法。他告诉澎湃新闻,部门承包的情况曾向陕北市场“输送”了一批披着“记者”外衣的广告业务员,这虽是陕北媒体行业出现混乱的源头,但那时仍有报社及承包者规制,不至大乱。到2004年左右,陕北的媒体市场又有了新的变化,“这里有油田、煤矿,在很多人看来‘市场潜力巨大’,不少市级媒体想抢夺市场,又无权设站,便想出了‘以人代站’的办法,委派一两个人长期驻扎在陕北从事经营业务。”

黄安说,“以人代站”的出现,让很多广告业务员能够明目张胆地以“记者”自居,“因报社不在本地,管束不严,他们只要每年按时完成经营任务,就能一直以某报社‘记者’的名义在陕北待下去。真正的新闻敲诈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

在黄安的记忆中,随着“以人代站”模式的出现,陕北近十几年来涌现出众多假记者,“尽管有些媒体会指派报社内部的记者前往陕北‘驻站’,但也有一些媒体,更愿意另行聘请陕北当地人来从事经营活动。到2007年前后,这个门槛已经相当低了,只要有人介绍,在当地有人脉资源,便能顺利与报社签署协议,成为‘记者’。”

“他们没有工资,生存全靠广告提成,那时候在延安‘以人代站’每人每年的任务是20万元左右,榆林略高一些,大概30万元。如果完不成任务,报社就会换人。但我在陕北这么多年,从未听说过有谁完不成任务被换掉的。”黄安说,尽管这些媒体大部分是小报小刊,有的报社名字甚至从未听过,但对于被假记者们盯上的企业,足以起到震慑的作用。

黄安口中“被盯上的企业”是指一些违法违规经营,或者出现安全事故的企业,这些违规现象以证照不全和环境污染为主。

榆林市府谷县一家煤矿加工企业负责人刘茂告诉澎湃新闻,府谷县共有大小煤矿70多个,其下游的加工企业更是多如牛毛,“多年来,只要谁家出了事故,短短两三天,就会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记者’蜂拥而至,他们来了什么也不说,就拿着相机到处拍,等企业负责人主动与他们接洽,之后,他们便会提出‘给赞助’的要求。”

刘茂说,所谓的赞助通常包含报纸征订和广告投放两种形式,报纸征订的价格一般不会超过一万元,广告投放的金额则“不太好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大多都会同意他们的要求,但给了钱之后,到最后往往一张报纸也见不到,“‘赞助’只是个幌子,要钱才是真正目的”。

在府谷县新民乡聚集着大大小小十七八个煤矿,其中一家煤矿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这里几乎每一家煤矿都曾给过“记者”赞助费,“不给不行,违规情况一旦被曝光,罚款的金额要远远高于‘赞助费’,甚至要承担刑责,没人愿意冒那个险,这些钱相当于买了个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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