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董海军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称，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缺乏同理心，社会伦理也慢慢腐坏。但他强调，这可能只是个别民众的思想出了问题。

他说：“一些人或许从以往的自杀报道中看到，有轻生者把自杀当成胁迫他人的工具，浪费了社会资源和成本，因此产生反感，并将此情绪投射到该女生身上。”

独立时评人陈杰人则撰文说：“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就在间接杀人，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早就忘却了对人的生命与尊严的起码敬畏。”

他解释，中国社会长期强调权力的尊崇而限制了私权的彰显，导致从社群心理方面固化了对个体尊严与权利的漠视。

长期存在“法不责众”观念

他也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存在“法不责众”的观念，很多人已习惯集体违规而认为能逃避处罚。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前天就发表评论说，如果一种行为没有相应的“结果”去教育，无论是因为执法立法不严或是被包庇等，最终都会导致人们“不觉得是个事儿”而屡碰禁区。

文章说：“庆阳警方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因此有着重要的起点意义。相关法律的实施无疑具有风向标意义，关乎未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

针对起哄群众可能受到的处罚，法律工作者徐明轩在《新京报》撰文说，刑法理论中有“教唆”的概念，如果自杀者属于缺乏认知能力的精神病人，怂恿者可能成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但如果自杀者已有自杀决心，而怂恿者只是强化其决意，就很少能定罪。

不过他提醒，即使如此，起哄若严重刺激了自杀者，起哄者也可被定“寻衅滋事罪”。

徐明轩说，对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无情地推上一把，如果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人性的红线将不复存在。

他呼吁：“对这种挑战社会底线的行为，法律必须亮明态度，发挥法律在保卫社会秩序中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