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小米优势明显

邱冬阳则认为，华为和小米在重庆的优势相当明显，因为重庆已有大量硬件生产和资讯科技硬技术，在手机、平板电脑、打印机等，都有大量成熟体系产业集群可支撑。

除了大企业，重庆的大数据中小企业也开始感受到政策推广的效应。大数据资源整合商重庆数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辉告诉本报，重庆市政府的乡村振兴与扶贫战略为中小企业带来契机，例如通过大数据提供让农户与消费者了解政府部门工作的平台，“政府如今更愿意接纳，公司的咨询量和业务量都上升了”。

邱冬阳分析，阿里巴巴、腾讯等入渝后，有望带动其他重庆企业的智能化水平，推动经济生产总值的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据重庆官媒华龙网报道，重庆的大数据智能化企业估计约3000家。

不过邱冬阳也强调，此轮合作还是战略性协议偏多，距离落地还有很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同时，大数据作为国家战略，多个城市都在争抢大饼，在中西部地区，贵阳、武汉和成都都是重庆的竞争者。其中，贵阳作为陈敏尔曾力推大数据发展的地方，近年来相关产业发展亮眼，苹果公司不久前就选择将数据中心建在贵州。

邱冬阳认为，贵州早期相关政策灵活开放，某些领域确实走在前头。但他评估，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劣势是低中高端人才都相对匮乏，周边也缺乏产业支撑。“（企业）把云平台放到贵州，等于是中后台，但前台也很重要，还是需要与业务，像是工业与服务业结合。”

姚树洁认同说，贵州的云计算虽有优势，但整体还是以提供服务为主，相比之下重庆的数据中心可与当地产业更有机结合。

他借此说明，重庆的经济模式并非要从工业“转型”为大数据智能化产业，更多是将智能数据元素注入传统行业，提高后者效率，“这是重庆目前最需要的，也是最可靠、最可投资的。”

整体而言，邱冬阳认为，判断谁是西部领头羊为时尚早，“现在大数据产业还在发展中，哪个地方即使走到前面，也只是某个方面，“起跑刚开始，一半都还没过”。

扩大来看，邱冬阳提出，引入上述管理较先进、更有话语权的互联网大企业，也可能倒逼重庆改变一些体制机制的不足，使之更贴近市场。

他举例说，在重庆自贸区的离岸国际结算中，智能化大数据企业可展开先行先试，推动更高效便捷程序的设定；又如，在智能化生产中，新工厂也会反过来对土地节约和政策保障提出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