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9月18日）零时许，47名中国贵阳市民踏上一辆大巴，没有人料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飞来横祸。

驶出贵阳约200公里后，这辆大巴在三荔高速黔南州路段发生侧翻，车祸夺走27条人命，另有20人受伤。

起初，看到新闻的人们并不知道这辆车的用途和车上人员的身份，只是转发消息、为遇难者默哀。随着车牌号、现场照片等越来越多信息曝光，网民开始向官方讨说法：出事的是隔离转运车辆，车上的乘客是被官方转移去隔离点的人员，是真的吗？

舆论压力下，贵阳市官方在星期天晚上召开发布会，副市长林刚确认，发生意外的车辆为抗疫转运征用车辆，并就这一事故向全社会道歉。贵州省官方星期一（9月19日）也通报，三名贵阳地方官员被停职调查。

不过，在“动态清零”政策下承压已久的中国民众，难以接受为防疫付出27条人命的代价。

是意外，还是人祸？

事故发生后，中国网民总结了造成这一悲剧的几大核心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隔离转运大巴为何在深夜出发？

根据中国《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中国高速公路上也常见相关的标识。而且贵州山多、路险，发生事故的时间段，根本不该有长途大巴行使在高速公路上。

有网民指出，凌晨时段不让客车行驶，本就是强制司机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发生意外，而隔离转运车辆的司机，不但在夜间行车，还要穿着闷热不透气的防护服，佩戴护目镜和口罩，更加影响驾驶状态。

关于隔离转运客车为何在深夜出发，有网民质疑是时间安排所致，白天进行人员统计后，要想第一时间转运隔离，便要在晚上出发。此外，转运车辆的工作人员大多穿白色防护服，特征明显，转运车辆白天停在小区，容易引发关注甚至恐慌，所以刻意选在夜间转运，全国各地皆是如此。

贵州官方在事故后发布的一份通报中称，“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受伤群众”。有舆论感慨，这句看上去很有决心的话让人感到一丝不安，因为造成悲剧的可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转运密接人员。

有疑似遇难者家属的网民在微博上发文称，自己的母亲在被拉去转运隔离前，已经居家隔离了十几天，且核酸一直是阴性；而这并不属于必须转运至百公里外隔离的情况。

况且，这辆转运大巴的终点站是毗邻广西省的荔波县，不论是居住条件还是医疗资源，相比省会城市贵阳都要差不少。

为什么要长途转运？就在事故发生前一天，贵阳市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因为当地已启用的酒店难以完全接收，需要异地运到省内其他市州进行隔离。截至9月17日发布会时，已向市外转运7396人，正在转运2900人。

有网民猜测，如此大规模转运涉疫居民，是为了达成此前网传的“9月19日社会面清零”的防疫目标。“社会面清零”源自今年初的西安疫情，当地曾把有阳性病例的小区居民，全部转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以实现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此后，在其他发生疫情的地区，“社会面清零”也成为频频追求的目标。

星期天晚上，有疑似贵阳市的网民发文称，当地仍在组织居民隔离转运，且仍在夜间发车。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引发网民纷纷责问：政府道歉时真的吸取了教训吗，为什么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悲剧能否促成反思？

诸多责问声中，也有一些“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网民提出，虽然防疫部门确有诸多问题，但这起事故本质上还是一起交通意外，并非政府有意，无需过度上升至质疑整个防疫政策。

不过，这样的言论遭到了更为强烈的反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发文直斥：“贵州大巴车侧翻事件，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交通事故。”

他指出，在这起事件里，若是任何一个环节的机关能依法行政，都可以避免这次交通事故；疫情防控明显高于其它安全管理政策，才是事故的源头。

聂日明呼吁各地疫情防控单位必须及时反思，依法防疫。“疫情防控必须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不能以防控为名，冲击其它领域的运行秩序和约束。”

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则从一个媒体人视角，在批评贵阳市的同时，也点出了他们的难处：贵州星期六（9月17日）新感染者多达700例，全国第一，完全可以想象当地有多着急，基层的防控压力有多大。

胡锡进也说，这起事件“敲了警钟”；为避免一个问题不管不顾，最终酿成更大的问题，这样的悲剧要避免，就要守法律，遵常识。

但他也称，“相信公众的激烈表达和尖锐质疑贵阳市及省里全都看到了”，并希望他们不回避公众质疑，将举一反三、引以为戒真的以最严肃方式进行。

无论是道歉还是追责，都换不回27条鲜活的人命，更多民众关心的是，这起悲剧能否让官方重新衡量不惜一切代价防疫的利弊，彻底杜绝屡屡发生的防疫乱象？

还要为防疫乱象道歉多少次？

对此，许多网民却不乐观。有人认为，光是今年以来，各地的防疫乱象就不胜枚举，随之而来的道歉已经让人麻木。

新年第一天，当时处在疫情高峰期的西安市，一名孕妇因核酸问题，被警车送至医院门口后苦等两个小时，最终八个月的孩子还是没能保住。事后，防疫部门相关人员受到警告处分，涉事医院负责人被免职，并向社会公开道歉，反思和梳理工作流程隐患。

4月上海封城期间，一段冠病确诊老人因求医无路向居委会工作人员求助，而工作人员也爱莫能助的电话录音，令无数听者心碎；封城期间物资短缺，物价哄抬等问题，也令2400多万居民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当时，上海市副市长宗明也曾哽咽为工作不足道歉，并感谢一线工作人员和市民的配合。

旅游大省海南8月暴发疫情，大量旅客被困三亚等地，不明朗的防疫措施、借机哄抬物价、客房价的商家，都令人心寒。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汪黎明也曾就旅客滞留问题道歉。

新疆伊犁州8月初发生疫情后实施静默管理超过40天，因僵化的防疫措施造成求医无门、物资短缺等防疫乱象，当地民众不得不通过社交媒体广发求助，官方9月9日公开道歉。

西藏首府拉萨8月初现疫情后严格管控，居家民众食物短缺、确诊幼童就医难，当地民众形容情况混乱堪比上海封城最糟的时候，拉萨政府星期六（9月17日）承认疫情防控中暴露短板和弱项，向社会公开致歉。

每一次致歉都很诚恳，但没有一次道歉成为最后一次。民众对于防疫部门的信任，也在这一次次道歉中被磨去。他们担心陷入下一个防疫乱象的会不会是自己，最后是否也仅仅换来一句道歉了事？

闻之色变的是病毒还是严苛管控？

归根结底，种种防疫乱象背后，暴露的是“动态清零”政策下，各地方政府“一刀切”式的过度防疫问题。

地方官员为了抗疫政绩、为了不成为给全国疫情“拖后腿”的地方，定下难以实现的目标，又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把疫情防控放到了民生保障甚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前。

如此这般操作，人们不禁要问：地方官员到底是更怕疫情伤害了百姓，还是怕它带走自己的乌纱帽？民众如今闻之色变的，究竟是病毒本身，还是疫情下的严苛管控？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严格的防疫措施让中国保持较低的冠病感染率和死亡率，但持续的高压防疫，尤其是过度防疫带来的次生灾难，也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转运大巴的悲剧发生后，有网民说，待到疫情终于结束的那天，要驾车到事故路段鸣笛，告诉那27条亡魂：可以脱下防护服，回家了。

但愿这一天，能来的早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