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星期一（9月5日）在微信公众号刊文，检讨六类“低级红”“高级黑”问题，并指出这种现象对中共和中国政府形象造成“严重杀伤”。文章发出后立即获得大量转发和点赞。

何为“低级红”“高级黑”？文章给出了明确答案，前者是有意无意把中共政策简单化、庸俗化，用看似夸张甚至极端的态度来表达“政治正确”；后者则或明褒实贬、或指桑骂槐、或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

文章认为，“低级红”和“高级黑”的主观动机或有所不同，但在实际中两者往往遥相呼应“同流合污”。

长达2000多字的文章详细总结了六类典型，分别为：夸大其词、无脑吹捧；用力过猛、任意拔高；自我美化、弄巧成拙；明褒实贬；含沙射影以及上纲上线“扣帽子”。

文章罗列出多个实际案例生动地解释了这六种类型。比如某地方法院2018年曾发表一篇网宣文记录一些干警敬业奉献、勤勉工作的例子，提到其中一名女干警时写道：“默然姐姐，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过头，在执行局干警的心中，她就是女神、女超人。”
 

这篇被简称为“女干警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头”的文章正是无脑吹捧的“浮夸风”典型。

事实上，这篇宣传文章当时就在舆论场引起不小的反弹，被媒体人批评是“刻意裁剪事实，伪造事迹...走向了模范塑造的反面，是典型‘低级红’”。

还有评论文章指出，女干警的敬业勤勉必须予以肯定。但是，让一个女干警连续加班28天，没时间换衣服，没工夫洗澡，单位领导是不是也该反思？

另外一个印证“用力过猛”的例子是“新婚之夜抄党章”，这个反面典型曾被海内外媒体批评、揶揄，“抄党章”这一词条还因此上了维基百科。

事缘人民日报海外旗下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2016年2月发起了“手抄党章100天”活动，鼓励党员用100天时间抄写中国政府党章全文。

南昌铁路局5月16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旗下职工夫妻在新婚之夜抄党章的照片，并描述道“铺开纸张，工整地抄下党章，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

这些照片和文字当时引发不少网民嘲讽，也被质疑是炒作，“抄党章”一词也由此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浙江宣传部还用近期疫情的案例诠释了何为“弄巧成拙的‘唱高调’”。今年3月11日，长春因疫情形势严峻，要求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随后“长春市民买不到菜”屡上网络热搜，成为全城热点。

就在这个关头，长春却开展起中共党员干部“晒晒我家蔬菜包”的活动，惹火了物资匮乏的民众，相关话题立即被送上热搜，随后两名干部分别受到了免职和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官方首次提及“低级红”、“高级黑”

浙江宣传部此次批评“低级红”、“高级黑”并不是中国官方首次。

早在2019年，当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社2月27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有学者认为，这说明官方宣传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向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

这一对网络热词也由此正式走入了官方文件。和浙江宣传部文章的定义类似，当时中宣部主管的《党建》杂志2019年第4期刊发解放军报社评论部副主任桑林峰的文章《严防“低级红”“高级黑”》就指出，“低级红”就是有意或无意把中共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而“高级黑”则是在语言上更讲究技巧、更华丽幽默，甚至有时披着学术的外衣，伪装性更强；或极端化地解读中共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

这篇文章也点名了“女干警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头”，看似颂扬敬业精神，却是违背人情常理的“低级红”。

文章还举例详述：有人讲作风变化，写出了“副市长吃上了自己掏钱买的月饼”，言下之意就是官员以前“不用掏腰包”；有人讲纪律严明，宣传了“因洗澡4分钟没接巡视组电话受警告处分”，让人感到抓纪律“缺少人性”；有人讲脱贫攻坚，采写了“扶贫干部与女贫困户结婚”，让人联想到中共扶贫政策“偏离主题”。

文章明确，“低级红”“高级黑”的出现，在中共党内是少数党员干部政治能力不强的表现。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低级红”“高级黑”的做法，是政治“两面人”的“高超伎俩”，并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为何“低级红”“高级黑”屡禁不止？

从2019年中国官方第一次提及到眼下浙江宣传部再次点名批评，过去四年中国网络的“低级红”“高级黑”网文风并没有显著减少。

一方面，这类网文有着巨大的市场，能从各个层面满足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比如被浙江宣传部点名的“厅局风穿搭”文章，分析“体制内穿搭美学”，还讨论“为什么厅局风成了婚恋市场的天花板？”

尽管这类文章遭到不少网民排斥，但“穿搭美学”“婚恋市场天花板”这类用词其实透着体制内的优越感，多少满足了一部分体制内人士的虚荣心。

而像“中必赢”“赢麻了”“下大棋”等标题党文章，尽管可能“沦为别有用心之人对中国各项方针与政策进行冷嘲热讽的话语”，但却迎合了当下网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炮制这些文章的人也很清楚，要抓住网民的胃口，才能获取更多流量，至于文章内容和后果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另一方面，政府宣传公号也越来越热衷炮制“低级红”“高级黑”的宣传文章，其根本原因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上述被批的文章中有许多被指“不接地气”、“脱离实际”、“反人性、反常理”，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宣传口本着“实事求是”“接地气”“按照常理”的原则去处理文章，可能也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

实际上，官方选择的宣传方式或多或少也反映出了机构的本质，一个机构如果内部运作中就充斥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粉饰成绩单，又如何能指望它生产出来的文章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呢？

浙江宣传部在文章最后提到，面对日趋复杂的舆论环境，要深刻认识新闻宣传是一门艺术......既要讲政治、讲方向、讲立场，也要讲方法、讲艺术、讲效果。

诚然，舆论环境越复杂，宣传工作就越要讲究方式方法，但与此同时，恐怕也应该更深层的探究问题本源，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土壤滋养了这样的风气，让“低级红”和“高级黑”有如此大的发挥空间？

如果避开这个问题不谈，只从“艺术”形式上做要求，即使今天消灭了“低级红”“高级黑”，未来也还会出现更多的“红”“黑” 来反噬政府的公信力，挫伤中共和政府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