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研中心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在住房、消费、公共投资方面将至少带来每年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6000亿新元）的内需增量。

据澎湃新闻报道，课题组初步测算，短期内通过发展租赁住房改善进城农民工居住条件，每年可拉动1万亿以上的住房需求，中长期内部分进城农民工群体由租转购，每年将带动2万亿以上的住房消费；市民化有望带来1万亿以上新增消费；政府配套的公共服务投入还将带动每年1万亿的投资增长。 

中国城市化率2020年达到63.9%，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人，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换言之，2.7亿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并未获得城市户籍并充分享有公共服务。

不过，在无法充分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农民工既有对自身和农村家人未来基本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也面临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较为强烈。农民工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城镇本地户籍居民。

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不到40岁，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渐成主流，但这些本该具备强烈消费意愿的群体并不敢消费。研究发现，农民工消费倾向只有50%，而城镇居民为68%，也就是说，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消费倾向比城镇本地户籍居民低18%。

国研中心发现，预期收入不高不稳是农民工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面对非正规就业的不确定性，农民工有效工作时间波动大，增加的收入会更多地转化为储蓄，而不是消费。此外，由于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立学校平等就学难度较大，为子女教育进行储蓄也会限制进城农民工当期消费的增长。

国研中心建议，加快发展可支付的、基本体面的租赁住房。通过土地、规划、金融、税收等政策组合的有力支持，提升进城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大城市可支付的租赁住房供应。

二是为部分住房困难的进城农民工发放租房券。租房券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更为灵活的租住选择，且政策成本较低，也有利于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提升租赁住房质量。综合考虑住房困难程度和地方财力，探索为部分低收入的进城农民工发放租房券。

三是推动进城农民工子女随迁并在流入地平等入学。通过“人地挂钩”、探索“教育券”等方式为流入地地方政府吸纳进城农民工子女平等就学提供有效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