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有可能，未来的美国政府仅在外交“政策”上不断出招，而很难再产生能在“战略”层面理性、系统和深入思考美国的真实问题，以及对全球进行比较分析的大师。这种现象，笔者称为“大师离世，小鬼当家，战略退却，伎俩当道，绝不自省，一味排外”。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2024年12月29日走完百岁人生，他留给世人的记忆和遗产大致是正面和积极的。他在任内的1977年签署条约，促成巴拿马运河这条重要水道最终在1999年12月31日移交给巴拿马，通过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促进埃及和以色列于1979年和解，埃及于1982年收回西奈半岛。在他主导下，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尽管他在国内政策特别是经济管理上备受诟病，但对全球稳定、和解与繁荣所做的贡献，退休以后参与的多次外交斡旋，以及通过非政府组织“卡特中心”对第三世界人民福祉的扶助，越来越受世人肯定。

当然，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当笔者在一个历史视角中重新检视卡特的离去时，不由得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前总统的逝去，更像是一个时代，即美国“大战略时代”的悄然落幕。未来的美国，极可能难以回到在全球语境中定位自身，并大手笔谋篇布局的年代。

笔者虽然无缘见到卡特，但与他建立的卡特中心却有一点点关系。2000年笔者初抵美国的落脚地，就是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2001年秋季，笔者作为硕士研究生，在一门必修的“史学研究方法入门”课上，为了完成作业，选择研究中美建交过程，多次去卡特中心图书馆查阅档案资料，受到馆员热情协助。在这里，笔者亲眼看见美国民间寄往白宫，敦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信件，也由此看出，尽管卡特在建交时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但这些支持信件也代表直接来自民众的心声。

在同一年秋季，笔者被导师推荐参加美国民间组织“美中友好协会”亚特兰大分会组织、针对美国公众的论坛，题为“九一一之后的美中关系”。笔者时年27岁，并非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得此机会，竟和两名当地美中关系研究权威，佐治亚理工大学教授高龙江（John Garver）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同台侃侃而谈，轮流答问，向美国公众面对面阐述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活动结束时，一名听众上来特地对笔者表示感谢，认为解释得很清楚，我心里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感。今天回想，或许这类学界直接面对美国公众答疑解惑的重要工作值得多做，因为效果好过一群学者不停重复“闭门会议”，自说自话。另外，这类互动由美国民间友好团体出面组织，效果也更好。笔者在2024年借会议之机，重返卡特中心，注意到在总统生平展览中，美中关系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布展者还专门展示奥运会鸟巢体育场夜景图片，以展示中国的进步。

孕育大战略家的时代

笔者认为，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一战、二战，逐步走上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二战后全球国际政经秩序的奠基者和领导者，并通过冷战摧垮苏东集团。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就是孕育大战略家和思想家的最佳舞台，所谓时势造英雄，而格局宏大的战略家又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美国对外关系。包括与中国关系解冻直至建交的过程，都被美国顶层设计者置于全球战略的大棋局中。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通过著述表达对未来的愿景，不论是预见美国的“不战而胜”还是意识到美国的危机，都有深入的理论思考。

作为美中建交重要推手，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2017年逝世的布热津斯基就长期系统分析和研究美国的全球战略，参与美国究竟应当承担何种全球角色的公共论辩，但他对美国自身的问题也不乏清醒认识。在2012年出版的《战略视野：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呼吁美国人具备“越过2025年的战略视野”。

他指出，根据2007年的数据，1%的美国最富有家庭占据33.8%的国民财富，而处于底层的50%家庭只拥有2.5%的财富。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社会向上流动性已经被阻滞，连同高企的国债、贪婪的金融业以及国会对“去监管”的不负责任鼓噪，和衰败的基础设施，以及对世界高度无知的公众，追求对政治事务进行极端主义的简化，一同构成美国内部几大重要制度和文化缺陷。

他坦然承认，美国公众因为耸人听闻的电视新闻长期诱导，产生“煽动性激发的恐惧”。在这一基础上，布热津斯基既肯定美国的优势，也承认中国寻求恢复历史上大国地位有合理性，并进一步指出，美国当政者应区别出中国的哪些雄心是不可接受的，而哪些是美国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包容和接受的。

在笔者看来，一个真正严肃和负责任的美国政治家和战略思想者，就应当是这样一位对美国的缺陷有批判反省能力，同时能客观分析他国优势劣势的人，也应当像卡特那样毕生以人权和人道为念。当下，由于美国在焦虑中急速内转，内部问题的优先性迫使全球领导职责退居其次，甚至处于考虑放弃过去的全球责任的关口。这一收缩和内向过程，也极可能伴随美国决策者和政策顾问的平庸化，再难出现类似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这样既能对全球事务产生决定性重大影响，又能深入反省美国自身缺陷，同时能较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并能持续把自己的观点理性表达出来的人物。

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布热津斯基所警示的无知公众的普遍存在以及煽动恐惧现象，不再仅仅是媒体操弄的结果，而成为近些年政治人物竞选时刻意直接利用来取胜的资源，他所指出的金融业乱象并未得到根治。极有可能，未来的美国政府仅在外交“政策”上不断出招，而很难再产生能在“战略”层面理性、系统和深入思考美国的真实问题，以及对全球各区域的优势、劣势、诉求进行比较分析的思想者，即因为失去相应土壤和个人志向，而难以产生具备“战略视野”的大师。这种现象，即笔者所称的“大师离世，小鬼当家，战略退却，伎俩当道，绝不自省，一味排外”——极可能成为美国的未来政治图景，这或许才是卡特逝世的标志性意义。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