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森克虏伯的命运，是近年德国企业的缩影，面对不断上升的能源成本，德国工业处于危机之中，面对“去工业化”的危险。德国企业要复苏，仍有漫漫长路。

近日，德国钢铁巨头蒂森克虏伯欧洲（Thyssenkrupp Steel Europe，简称TKSE）及跨行业龙头博世宣布大裁员。近半年来，最大汽车生产商大众、最大车用晶片商英飞凌等也宣布裁员。当中，TKSE裁员力度最大，达40%，计划未来六年将员工由现时的2万7000人减至1万6000人，1万1000名员工面临失业，象征着这个叱咤风云200年的工业巨企走向没落。教读历史的笔者油然兴叹，吟起日本《平家物语》的卷首诗：“祇园精舍钟声响，诉说世事本无常，沙罗双树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沧桑……”（周作人、申非合译）。

对世界史、中国近代史熟悉的读者，都可能听过克虏伯兵工厂（Krupp）的威名，也就是如今蒂森克虏伯的前身。它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军事史中举足轻重，是创造历史的要角。晚清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就对泰西德国的克虏伯大炮钟爱有加，前后采购近千门，北洋舰队的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的主炮也是克虏伯后膛炮。一个新兴大国与没落大国的军事合作友谊，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在欧洲战争史里，克虏伯更是声名显赫。普法战争让克虏伯火炮初显威名，在色当会战中，普鲁士就以120门克虏伯火炮压制法军，法军步兵甚至无法进入普军两公里范围。二战期间，以老板命名的“古斯塔夫超重型铁道炮”，在东线塞凡堡围城战中，击中莫洛托夫堡垒弹药库，直接造就胜利。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克虏伯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军事史，这是它的幸运，也是它的诅咒。《纽约时报》书评家莱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就说：“一个家族的兴衰，淋漓尽致地刻画德国人性格中最好和最坏的两极。”好的一面是指克虏伯严谨、科研求变的精神，铸造无数坚炮新武；坏的一面是指甘愿作为战争共谋，为纳粹屠杀作刽子手，积极配合纳粹的侵略计划。掌门人古斯塔夫·克虏伯更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工业联席委员会最高委员，投桃报李，希特勒也把克虏伯作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代表，曾在对希特勒青年团的演讲里说：“在我们眼里，未来的德国男儿必须身材苗条，跑得像灰狗一样快，像皮革一样坚韧，如克虏伯钢铁般顽强。”

“克虏伯”作为公司的中译名，霸气十足，意指“克制敌人，威名显赫”的企业，但衰落起来更教人唏嘘。

二战后，克虏伯家族作为主要战犯，也面对审判，第三代掌门人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在1948年被控以使用强逼劳动、强抢资产罪名，被没收所有资产以及监禁12年。但到了1951年冷战开始进入高潮，西德被美国视为对抗苏东集团的前线，提早释放阿尔弗里德，并把资产归还给他，条件当然是克虏伯由军工企业转型为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目前蒂森克虏伯仍有部分军工业务，但占集团营收的比率大为减少。

克虏伯最终又回到1811年家族发轫的起点——钢铁业，并且在电梯业务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已不是改写历史的军工企业，但在众多工业门类有出色的表现，研发出霸格式多轮斗式挖掘机（bagger），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移动机械，因此仍有当年钢铁巨兽的风采。旗下的蒂森克虏伯新纪元，仍是世界最主要的绿氢企业，电解水制氢设备出货量在2022年至2023年位列全球第一，去年上市时更是欧洲集资最多的首次公开售股。

俄乌一战坠深谷

蒂森克虏伯仍具有技术底蕴，但终究难敌地缘政治变幻以及来自亚洲的竞争。俄乌战争爆发后，蒂森克虏伯与众多德国重工企业一样，面对能源价格急升，以及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混乱，成了大输家。从它在以营业额为计算准则的《财富》500强排名可见一斑，疫情前的2019年还位居215位，俄乌战争爆发的2022年已急跌至344位，2024年更跌至377位。

根据2023年至2024年的财报，蒂森克虏伯全年总销售额下降7%至350亿欧元（约494亿新元），共亏损14亿5000万欧元；2022年至2023年的亏损更高达20亿欧元，其中要大裁员的钢铁部门更是惨淡，今年销售额较去年下跌13%，目前也计划把钢铁部门逐步出售。

蒂森克虏伯整个集团在全球有10万名员工，这次裁掉的1万1000人，占集团人数十分之一，对公司与德国的打击甚为巨大。在裁员声明里蒂森克虏伯说：“这是公司对欧洲钢铁市场及关键客户和目标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回应。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导致的廉价进口，尤其是来自亚洲的进口增加，也加大市场竞争压力。”换句话说，是企业对蒂森克虏伯的钢铁需求减少，而当中最主要因素，就是来自亚洲（主要是中、日、韩）的竞争；另一点隐而不提的，则是能源成本高企，使得蒂森克虏伯与中国企业相比，成本更加高昂。

蒂森克虏伯的命运是近年德国企业的缩影，面对不断上升的能源成本，德国工业处于危机之中，面对“去工业化”的危险。然而，能源危机只是矛盾的触发点，过去数十年德国赖以节约成本的因素主要还有三点：一、来自美国的军事保护；二、中国作为廉价生产基地以及庞大的销售市场；三、来自东欧的技术工人、社会底层移民。就算能源价格回到战前水平，上述三个因素都已改变，回不去了。德国企业要复苏，仍有漫漫长路。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