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笔者称之为“有限全球化”时代。特朗普2.0很可能加快这个时代的展开。这个时代将有三大特征：本国利益优先、贸易对等，和基于基本价值观的国际结盟与合作。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国防开支最多的国家，美国总统有能力和机遇，对美国和世界的核心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当参众两院多数席位与总统来自同一政党，美国总统的对内、对外政策影响力将更加显著。特朗普1.0在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促成中东和平进程和发起中美贸易战等领域，都发挥关键作用，这与他任期前两年（2017年和2018年）共和党同时掌控国会两院多数席位关系密切。之后两年，共和党仍拥有参议院多数席位，这促成他继续任命很多持保守立场的法官，从最高法院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并间接对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堕胎权案发挥作用。

2024年可能再现八年前的情形。特朗普有机会带领共和党，启动一场对美国和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变革，甚至可能在四年后让共和党继续执掌白宫，而有较好的延续性。

时隔四年，特朗普再次拿下白宫，说明特朗普主义已经成为共和党的主流。特朗普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让美国的决策回到“美国优先”原则上来。这样的主张其实是基于常识——被选人要对选举人负责。但这一原则之所以听起来刺耳，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与美国过去近30年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政策之间有很大的张力，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全球化悖论的鲜活案例

在笔者看来，美国优先这一所谓“向内”的政策转变，是共和党在反思经济全球化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之后，所做出的合理回应。这或许是阐释全球化悖论的一个鲜活案例。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迪克（Dani Rodrik）在2010年出版的《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治理三个追求目标之间，只能三选二，无法实现“三全其美”。如果要追求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就不得不牺牲民主政治治理的质量；如果要维护民主治理和以国民自决为代表的国家主权，就要放弃追求经济全球化。这一挑战对于采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严重程度是不同的。

对于非民主国家或者威权主义国家，推进民主进程本身就是主动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拖延”的目标，由此，威权主义国家可以在保障国家主权被尊重的条件下，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反之，对于民主政体，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要享受其好处，就必须在民主治理或国家主权二者之中选一个“牺牲品”。显然，这是充满矛盾的悖论选择。

2010年前后正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如火如荼的时代，奥巴马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两年。民主党所代表的美国全球进步主义日程呈现上升态势，尽管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民主党仍认为持续深化经济全球化是解决方案，通过扩大政府预算和职能，来帮助在全球化过程中被“丢下”的美国人群体；全球化的“阵痛”是短暂、可承受和有应对方案的。显然，这时的民主党对社会底层涌现有效回应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呼声重视不够，在选出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的背景下，正执着于“觉醒政治”和“身份认同政治”的叙事中。

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社会对政府推崇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底层福祉的批判声音渐成气候。敏锐观察并理解这一态势变化的不是共和党建制派，而是一位“政治素人”——纽约地产商特朗普。他要回应的一个核心挑战，就是上文所提罗迪克的悖论问题：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是应该优先促进社会平等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将注意力放在向选民负责，立足本土以改善本国国民福祉为优先目标？

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正说明选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他第一次主政过程中，越来越多共和党建制派开始认可他的政治愿景和目标，并全力支持他，使他逐渐成为共和党主流认可的领袖。历经四年在野的熬炼，尤其是在国会冲击弹劾案中全身而退，特朗普不仅斗志不减，而且凭借“美国优先”的竞选纲领，将共和党凝成一团。支持他的不仅有传统建制派，还有近年涌现的当选副总统万斯所代表的众多先反对、后支持他的共和党少壮力量。夸张点说，2016年是特朗普单枪匹马拿下白宫，今年则是整个共和党全力出击的结果。

从冷战、经济全球化到“有限全球化”

美国是为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付出最多的国家，有很多人（尤其是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口）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但也有很多民众和社区在这一浪潮中落在后面。由于冷战以来的美国，承担全球安全责任“过多”的问题，没有有效、及时解决，随着全球化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的相对国力在衰弱，国家资源、财富和综合国力在持续提供全球公共品、应对众多国内外棘手问题和挑战方面，面临可持续性的困境和风险。正如历史学家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醒的，历史上的大国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经济发展上的起伏（尤其与其他大国相比而出现经济相对实力衰弱的情况），与维持主导地位所需的政治、军事和技术能力，对国家资源和财富要求之间的张力。

二战结束至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世界秩序经历两个不同时代。第一个是1950年代至1980年代后期的冷战，特征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这一时期，国家安全和社会模式竞争的重要性高过经济发展。第二个是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至特朗普第一次执政前，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冷战的和平结束，意味着发生全球性战争冲突的概率大大降低，资本主义也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胜出。这一巨变将全球各国从为美苏争霸而不得不做准备中解放出来，将精力和资源放在改进国民福祉的经济发展上。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为原则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迅猛增加，技术进步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的繁荣和增长。

从“启动”到“实现”还有相当距离

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笔者称之为“有限全球化”时代。特朗普2.0很可能加快这个时代的展开。笔者认为，这个时代将有以下三大特征：本国利益优先原则、贸易对等原则，和基于基本价值观的国际结盟与合作原则。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以美国优先为准则，重振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以贸易对等原则和高关税政策，来保护美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和社区，以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共享为前提，塑造联盟关系，并推动与盟友更加平等分担提供全球公共品，特别是全球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义务、责任和成本。

美国选民的选票，奠定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在未来不仅四年重塑美国和世界的前提。但是，从前提到落实还有很长距离。尽管特朗普已在马不停蹄地任命要员和工作，然而，要一一落实竞选承诺，必须面对更复杂的局势。在有些地方容易，例如通过总统行政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在另一些地方，挑战不容小觑，特别是在涉及国际关系和贸易政策方面。这些议题都是特朗普主义重塑世界的重要领域。

作者是国际能源和战略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