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已经注意到，特朗普内阁中充满80后及更年轻的成员。笔者想指出，这些美国人的对华情感与认知，都和老一代知华派有相当大的鸿沟，这是中国必须直面的。

毫无疑问，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将继续走向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也将继续在全球展开角逐，中美之间也必将以全新方式相处。笔者认为，中国方面那种笔者所称的“访问加熊猫”模式将难以为继，各方论者和观察家实在不必又将这些陈旧的形式从工具箱里一再祭出，因为时代已经变了。笔者想到鲁迅先生1927年在香港演讲发出的感慨：“老调子已经唱完。”他说，“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笔者也想借此提醒关注中美关系的人，不要再沉迷于老一套了。

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别是当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状态，被西方世界敌视、误解、好奇的时候，熊猫确实以其娇憨可爱的形象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张成功名片，对中美外交、民间往来，以及中日民间情感联系，都曾起到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50年过去，熊猫虽然仍是各国拥有熊猫的动物园的贵宾，但其正常和商业意义上的旅游观光价值，特别是对儿童的吸引力，正在逐渐代替其代表“中国“的政治象征意义。在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旅行、留学、从互联网获取各种有关中国的经验和资讯的今天，熊猫的外交和形象价值已经大减。美国人今天通过各种民意测验体现出的对华负面态度，是由多种因素形塑，已经不是几只熊猫所能改变的了。

此外，互联网的发达也使得熊猫在中国以外的经历和命运，引起中国民众的各种解读。在笔者成长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被中国政府送出去，被各国政府、研究机构、旅游业者倍加珍惜的熊猫，可能被当地动物园“虐待”。笔者到现在也相信，每个受赠方或租借者都会以高度的专业精神，对待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不会存在“虐待”的问题；即使从商业利益考量，虐待一个花钱引进、能带来商业利益的珍稀动物，对动物园又有何种益处？因此，笔者对中国国内互联网舆论中经常炒作的熊猫在异乡受虐叙事，实在感到莫名其妙。

熊猫文化价值大不如前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熊猫受到何种对待，而在于不论如何对待，其文化价值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受到公开质疑。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教授，担任过驻外大使的芭芭拉·博丁（Barbara Bodine）在受访时指出，2024年刚送到美国的两只熊猫“宝力“和“青宝”只是中国的文化外交工具，而文化外交终究是“背后有某种议程的政府政策”的体现。因此对其积极意义不必过度解读。她甚至不无讥讽地说：“我不得不佩服中国把熊猫作为一种象征的执念。”

从这位跨越政学两界的学者的态度，也可以窥见中美之间在相互认知上的新趋势，即笔者早前在《联合早报》已经指出的，美国目前的中生代中国问题专家，由于没有了老一代学者中部分人与中国的情感连带和朋友圈，也缺少冷战期间左翼学术青年（即从香港新界的“大学服务中心”远眺中国大陆，并成功访问1970年代初期中国的那批博士候选人）的好奇和崇敬，而变得更加冷峻和现实，因而熊猫对眼下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润滑剂”式沟通人物全退出历史舞台

另外，中美之间曾经存在的一些“润滑剂”式沟通人物，今天也难以寻觅。笔者仍认为，基辛格在世界史上的争议，被一些中国学者一厢情愿地无视，其贡献被拔高，但是从沟通角度来看，却也不能否认其人长期奔走两国之间，通过著述和无数次谈话，也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了解，而上世纪尚有陈香梅这种特殊的历史人物，能在陆、台、美之间游走沟通，也是尽了海外华人的一份力量。

但在今天，这些人物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和中国高层保持密切往来的美国学者如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也已进入暮年，离开能够施展影响的平台。曾为美国总统尼克逊担任中文翻译，出生于1943年的傅立民（Chas W.Freeman Jr.）是一位对中国秉持善意，然而对政策已经无所影响的长者。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就准确预言特朗普极大概率会当选，但同时警示说“他們中（特朗普将会任用的内阁成员）的许多人非常反华，这将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事实上，我们眼下就在见证傅立民的预言。

也有人已注意到，特朗普内阁中充满80后及更年轻的成员。笔者想指出，这些美国人的对华情感与认知，都和老一代知华派有相当大的鸿沟，这是中国必须直面的。

在对华接触政策事实上已终结的情况下，中国面临一个对华极度不信任、高度对抗的美国国会。此时，有论者又开始回到老调子“工具箱”，总以为邀请政客和议员访华就能化解敌意。但是，这种假定仍然是基于过去美国人极少有机会到中国，也很少获得有关中国的一手资料的情况，而在当下，有关中国的报道，哪怕是有关中国的各种技术飞跃，在南美的软实力影响，也无日不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即使美国议员到了中国，亲眼看到中国的“成就”，吃了烤鸭，游了古迹，经历了觥筹交错，也并不妨碍这些议员一样“反华”。须知，当下的美国政客并不须要去领略中国“发达”以后产生好感，而正是“发达”本身在引起他们的恐惧和疑虑，还不提实地体验也可能体验到以前都不知道的负面和落后——笔者教过的美国学生就有过这种访华经历。

笔者或许并无改善交流的良策，但是相信，不论从结构、力量对比、代际更替，还是相互认知上，中美关系都已走到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如果还相信这是一个好时代，靠租借熊猫、邀请访华、宴请参观的“老调子”就能改变，可能是有些天真甚或迂腐了。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