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日在出席秘鲁首都利马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这是石破茂就任日相后不到一个月，中日首次举行的峰会。双方就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伙伴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此次中日领导人会谈也是特朗普将再次入主白宫的背景下举行。有不少分析认为，中日接近是因为“特朗普因素”，为了共同应对特朗普2.0的各种不确定性。这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例如特朗普宣称将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对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也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持否定态度。

诚然，美国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然而如果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否受美国因素左右，这意味不成熟和不可持续。笔者认为，中日战略关系在过去10年已从原来的美国外部因素主导型，缓慢朝着发掘中日自身动能的自主性关系改善的方向演进，尽管成效比较缓慢，但大的方向已呈现。双方应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改善并发展中日关系。

首先，特朗普2.0将会加速日本的战略自主，对中日关系来说有挑战，但也是机遇。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理念本质上是国内优先，他的再次当选也是因为抓住了民意。据美联社报道，此次大选对美国最重要课题的设问，回答最多是经济和就业，占了39%，移民为20%，人工堕胎规制11%，医疗8%。相较而言，外交包括中国问题并没有成为大选焦点，即使在激战的宾夕法尼亚等州，对经济的关心同样处于首位。

特朗普在选后演讲中也说“现在首先是要美国优先”。那么，美国的内转，意味着不再愿意在国际上过多介入争端，这一点从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说要结束战争可看出。特朗普2.0还会重视同盟，但方式不一样，要的是对等的同盟关系，他认为美国负担太重，要同盟国家付出更多成本，而不是搭便车。在对华政策上，在经济上会采取强硬的关税等措施，将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这些最终都是为了要减少美国的负担，为国内议程服务。对于日本来说，一个内转的美国意味着日本战略上依靠美国的基础逐渐瓦解，日本将不得不走向战略自主，而如何与中国相处，将会是日本走向战略自主的主要考验。

一个战略自主的日本可能走向战前的“大日本主义”，即军国主义的复活，这对中国来说当然危险。但与此同时，一个战略自主的日本，也意味着日本会真正思考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自身长远利益，这样的战略认知框架，会认识到日本未来的发展，必须在和中国建构稳定和可持续的战略关系中实现。

第二，如果说乌克兰危机让日本认识到美国力量的衰退，那么中东加沙危机则让日本感到美国国际道义领导力的丧失，追随美国意味着日本将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少数派。

加沙冲突一年多，造成4万多人死亡，战火还扩大到黎巴嫩，甚至卷入伊朗等国家。作为在原油和能源上高度依赖中东的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风险。美国支持以色列，在联合国等多边外交中已成为少数派，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极度反感。对日本来说，要在外交上获得道义高度，单纯跟随美国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日本不再和过去那样，和美国一样强调民主自由价值观，而是更多表达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上要以法治为基础，首先就是要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际法为基础。再如特朗普表明要退出《巴黎协定》，这对经济战略上与美国对接的日本来说也是风险。日本的绿色转型政策和提供大量补贴的美国2022年《降低通胀法》对接，如果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受影响。由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与美国过度对接的风险问题，因此战略自主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中日发展不受美国这个第三方因素影响，具有自身动能的自主性关系，从2014年就已开始。2010年，中日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关系恶化，美国承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日方遂释放扣押的中国船长。看上去美国的“斡旋”解决了中日危机，然而这种美国主导的模式极其脆弱。在中国看来，这是美国放弃多年来在领土问题上的模糊立场，走向公开偏袒日本和介入争端。在日本看来，美国尽管承诺条约适用，但要是真正维护盟友利益，应该承认日本的领土主张。这种不满情绪被2012年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利用，宣布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最终日本政府介入，野田内阁宣布国有化。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谷。

2014年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经过双方多轮磋商，最终达成杨洁篪—谷内正太郎的四点原则共识，这可以说是中日自主管控双方分歧争端的重要努力的开始。今年9月，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也表明中日有能力自主管理好双方的问题。此次中日首脑利马会谈中，习近平表态说将双方达成的政治共识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中，就是建构中日自主性关系的体现。

特朗普2.0对于中日来说充满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机遇。中日要真正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必然要求去美国中心思维，才能发展自主性的中日关系。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