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生:当民主遇到特权

时间:2024-12-07 07:4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高建生:当民主遇到特权

其实民主也好,特权也罢,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因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不可做绝对意义上的解读。

民主是排斥特权的,但民主又不得不与特权纠缠。

12月3日深夜,韩国总统尹锡悦行使作为总统的特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夜半的首尔在闹腾一晚上之后,尹锡悦面对国会无异议推翻戒严令的决议,被迫宣布撤销戒严令,向民主低头。

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背弃他不会利用总统权力赦免儿子,或为他减刑的承诺,利用总统特权,宣布给予亨特·拜登完全和无条件的赦免。尽管民主党人也对这样的赦免多有微词,再次当选总统的特朗普甚至怒斥赦免亨特是“滥用司法”,但民主的原则告诉每一个人,反对什么也不能反对宪法。既然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有赦免的特权,民主连同法治有时候也得向特权让步。

民主与特权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除了使许多人困惑不解之外,也难保让更多人笑掉大牙。其实民主也好,特权也罢,本来就是相对而言的,因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不可做绝对意义上的解读。比如赦免制度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一项权力。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的赦免权,只能针对违反联邦层级法律的当事人,同时不能赦免被国会弹劾的对象。这种让总统可以相对“为所欲为”的特权,使19世纪中叶,美国连续两任总统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和皮尔斯(Franklin Pierce),能够先后赦免因试图解救黑奴而被判刑的废奴主义者。越战结束后,1977年卡特一次过赦免20余万名越战期间的逃兵役者时,美国多数人对这项特权的反映是积极的,具有弥合社会分裂的作用。

但被特朗普斥为“滥用司法”的这项特权,在尼克逊总统的继任者福特赦免尼克逊,避免他为水门事件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时,就引起六成美国人的反对,成为美国赦免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由于法律规定,对于总统的赦免令,美国国会和法院无权干预,所以在特权面前,民主除了忸怩作态外,实无什么高招。这就是说,不仅拜登,美国总统赦免亲属或政治盟友的先例并不鲜见。林肯曾赦免嫁给南方军将领的小姨子;克林顿曾赦免同母异父的弟弟小罗杰·克林顿;特朗普首次任总统时,也赦免自己的亲家查尔斯·库什纳,前几天还提名此人担任新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

韩国也是如此。1948年、1952年,李承晚在任总统时就宣布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此后也发生多次戒严。上次戒严可以追溯到1979年10月27日。当时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总理崔圭夏下令实施军事管制。他接任总统后不仅延长戒严令期限,还于次年实施党禁,直到1981年经全民公决后,民主才赢了特权,戒严令归于解除。

不仅民主与特权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民主自身的相互纠缠,持续时间也不算短。比如在建国差不多150后的1913年,美国参议员才改指派制度为选举产生。但选举也充斥着民主与特权间的纠缠。1790年,美国人拥有的投票权,还只限于信奉基督新教的成年白人男性,直到20年后才取消宗教限制。又过了40年,所有成年白人男性才拥有投票权,而黑人男性真正可以参加投票的权利,则是1966年黑人民权运动后才得到落实。与此相类似,美国妇女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投票权,分别是在1920年和1924年获得;选举中专门针对有色人种的文盲考试条款,也是在1975年才废除。在前述过程中,“信奉基督教新教”“白人”“男人”等等,都曾经享受过某种特权,是民主的针对者。

中国大陆学者刘瑜,在她颇受欢迎的《民主的细节》一书中,举例美国1960年代随着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即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这项政策实施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大大提高,有的大学甚至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以往几乎是纯白学校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0年代中期已经被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的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平权行动后来引起美国社会很大的争论,认为与平等、民主精神相悖。但如同民主与特权的纠缠一样,既难有定论,美国的法院对此也模棱两可。

刘瑜把这种争论的核心概括为“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前者“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后者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当然,刘瑜认为最大的难题,在于“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

这个“最大的难题”在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和拜登赦免儿子的问题上,让人们再次面对。它表明民主与特权间的纠缠还会持续下去。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其实最好的办法无外乎三条。

一是承认事物发展的相对性,不论民主还是特权,都不必绝对诠释;二是留给当事国自己解决。某个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自己国家人民最有发言权;三是相信时代进步、相信社会发展。即如拜登赦免儿子在美国并不怎么得人心一样,尹锡悦的戒严也仅仅持续几个小时,且对他进一步的施政,甚至能否保证执政地位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可见民主与特权间的纠缠尽管不容易弄清,但总会朝着“清”的方向迈步。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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