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能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批判，融汇在曲折动人的武侠小说故事之中，自然是他的天才。 金庸的武侠小说异军突起， 缘于他的学养过人，兼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技艺。……他不断修正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与时并进，吸收现代民主思想，……在侠之大者以外，有其精彩的“天才”与“世运”，将其“天才”的个人史对照世运多艰的世界当代史，别有一番醍醐味。

金庸小说脍灸人口，是将武侠小说由俗入雅的一代宗师，由俚俗文化跃入文学殿堂。刚过去的10月30日是他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今年更是他百岁冥诞，在香港有大规模纪念活动，更有媒体建议香港官方主办金庸文学奖，以兹纪念。

说到金庸的小说成就，已故文学评论家陈世骧曾说：“金庸武侠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一种文学的兴盛，固然与创作者的天分有关，但阅读是公共行为，大受欢迎与大众心理有一定关系，也就是陈世骧所说的世运。至于今世独见一人，更是与冷战时期复杂的国际环境与世道人心密切相关。

金庸的天才

要说金庸的天才，许多读者与电视剧观众都会想到“侠之大者”这句话。今年初在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有“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展览，题目就是“侠之大者”，典出《神雕侠侣》中，郭靖告诫杨过的一段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射雕三部曲是金庸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射雕英雄传》更是奠定他武侠小说地位的开山之作，但论小说的思想突破，则仍有不及。用“侠之大者”来概括金庸，未免太过小觑金庸，也忽略金庸在武侠小说里的突破。

在金庸挚友倪匡的评价里，《射雕英雄传》只排在金庸小说的中游位置，在15部中排第七位，讲情的《神雕侠侣》排在第四位，第一至三位分别是《鹿鼎记》《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鹿鼎记》是金庸封笔之作，是一部反武侠的武侠小说，如倪匡所说：“突破了一切清规戒律，将人性彻底解放。”我认为，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将武侠小说由成年人的童话，尤其是成年男子的绮梦，摇身一变，变成面向现实、直面人性的社会小说。

《天龙八部》大悲剧

至于《天龙八部》，则是我个人最喜爱也认为最伟大的金庸小说，气度恢宏，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句教的“求不得”之苦，表露无遗。

虚竹竭力要做一个简单的好和尚，但每每被逼着破戒，以致自己也爱上破戒，到最后惊觉父母竟是少林寺方丈玄慈与恶人叶二娘，这是“修身”的悲剧；段誉追求爱情却每每爱上自己的亲妹妹，为父亲的风流账买单，最爱王语嫣，却发现爱的是幻影罢了，这是“齐家”的悲剧。

乔峰是小说里最有豪侠气概的武士，也是“侠之大者”精神的继承者，要为宋朝抵御外侮，最终却发现自己是胡人，要放弃“治国”的追求；最爱的人为他而死，身为大英雄在胡汉之间无法自处，充塞胸中的浩然之气无处宣泄，这是小说里最大的悲剧，也是“治国”的大悲剧。什么是悲剧？一个蠢人做了蠢事，不是悲剧，一个有无尽力量的人，却又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无疑，乔峰是典型的悲剧。

至于慕容复，则是“平天下”悲剧的极致，用尽心思复国，几番算定总是一场空，最终把亲随多年的家臣包不同也杀害，变了疯子，才实现“皇帝梦”，既可笑，又可怜。

《天龙八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求不得的悲剧，其实也对应中国传统四大小说的悲剧：《西游记》的修身，最终失去自我；《红楼梦》的齐家破灭，通篇在写盛极一时的贾府没落，贾宝玉最终在薛宝钗与林黛玉之间，选择出家；《三国演义》的治国，魏、蜀、吴原来都是梦一场，三国尽归司马懿，胜者是一个局外人；《水浒传》的平天下是平了，但水浒英雄都以悲剧收场，死伤殆尽。

无怪乎陈世骧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的恐怖与怜悯”；倪匡也说：“《天龙八部》……一部浩淼如海的小说，已不能在小说中找到某一个人去代表一种什么意念，而是所有的人交杂在一起，代表了一个总的意念”，这个总的意念是什么？也许就是陈世骧所说“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众生皆苦，每个人都在一张无法挣脱的命运巨网里头。

金庸能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批判，融汇在曲折动人的武侠小说故事之中，自然是他的天才。

金庸与世运

金庸的武侠小说异军突起，缘于他的学养过人，兼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技艺。在武侠小说以外，他本人执掌的《明报》即始终坚持民族主义、儒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小说里头更加入道家“逍遥齐物”（《笑傲江湖》的令狐沖）、佛家“无常、苦、无我”的三法印（《天龙八部》）。

武侠小说的“独见于金庸一人”更因为他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庸就名列香港左派暗杀榜的第二名，第一名的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被活活烧死，身处香江尚且小命堪虞，金庸的思想不改，在中国内地别说写小说，连活命都甚艰难，更别说待到改革开放后，获邓小平接见而被解禁了。金庸后期的两部小说《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都具有嘲讽中国大陆政治的意味，当中《笑傲江湖》更是明显讽刺文化大革命。

金庸在改革开放前难容于中国大陆，在台湾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早期作品《碧血剑》就因造反情节在台湾被查禁，他本人因为任职左派的《大公报》，也在台湾被视为“附匪文人”，成名作《射雕英雄传》只因名目上与毛泽东《沁园春·雪》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重合，也被禁，在台湾要改头换名变成《大漠英雄传》出版，但依然被禁。两岸的形格势禁，使得当世中文圈子或许天才众多，却只有立足香港、一段时间流寓新加坡的金庸，才能写出在思想上屡有突破的武侠小说。

金庸早期的《书剑恩仇录》，情节虽然动人，但却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外族就是坏蛋，汉人要起而对抗，也是金庸武侠小说早期思想的缩影，通过武功对抗异族的入侵者，包括《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仍在这套窠臼之中。但他是不断求进步的武侠小说家，在创作历程中，他不断修正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与时并进，吸收现代民主思想，到了最后一部的《鹿鼎记》，哪一个种族当皇帝已无所谓，做个好皇帝就好；英雄人物也从保家卫国的陈家洛变成逍遥游的令狐沖，以及大隐隐于市的韦小宝。

如陈世骧所说，金庸的小说“破孽化痴，俱纳入性格描写与故事结构，必亦宜于此处见其技巧之玲珑，及景界之深，胸怀之大，而不可轻易看过”，在侠之大者以外，有其精彩的“天才”与“世运”，将其“天才”的个人史对照世运多艰的世界当代史，别有一番醍醐味。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