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面对的各种难题都是病因复杂，症状不轻，没有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绝不是政治强人吹灰之力就可解决。问题是这些民粹政客煽动力很强，深知人性的弱点，懂得如何煽惑民众情绪。

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美国制造业萎缩，怎么办？特朗普：对大多数进口货品全面祭出10%至20%关税。俄乌战争如何处理？特朗普：我就任24小时解决，我和普京是好朋友。中国大陆可能入侵台湾，美国会不会使用武力对付？特朗普：我和习近平关系很牢靠，他尊重我，而且他知道我很疯狂。如果真的入侵呢？加征中国产品150%到200%的关税。如何压制通货膨胀？特朗普：加大力道开采石油与煤炭，以降低能源成本。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增，怎么办？特朗普：强制驱逐。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期民调上升，追上对手副总统哈里斯，重回白宫可能性增加。比起八年前竞选总统，他的右翼民粹色彩更浓，提出的解决问题方案更简单而激烈。所有复杂问题到他手上迎刃而解，许多问题根本不会发生，因为人家怕他，而且知道他很疯狂，会祭出强硬反制手段。这些简单的处置方案，不尽管用。他在位那四年，没解决过美国面对的重大难题，但许多民众就是信他，主要原因是他展现领导人的强势与霸气，以及面对问题的强悍处理对策。这是欧美国家右翼民粹主义领袖的共同特质。

法国国民联盟、德国另类选择党和英国改革党，同样以反移民为主要诉求，获得广大支持。它们对于移民问题的处理都是既简单又强硬，主张对移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减少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数量，并且强调国家主权和文化保护的必要性。

在经济问题的对策上，它们的主张同样简明强力，普遍强调经济保护主义，认为应对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及民众的经济利益，并缓解应对全球化和移民对本国经济的挑战。意大利已由右翼民粹主义的兄弟党执政，奥地利右翼民粹政党自由党最近在国会选举中成为最大政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力行右翼民粹路线多年。美国和法、德等国，中间派和自由派眼见极右翼来势汹汹，都陷入恐慌中。英国极右的改革党在最近一次下议院大选中初试啼声，所得席次不多，但得票率惊人。

右翼民粹民族主义现在方兴未艾，看来不是欧美国家暂时性的异常现象，而是信众越来越多的常态。这些强国的20世纪政治，以左翼社会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划界，现在已经让位给自由派国际主义与民粹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区隔。在大西洋两岸，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客在移民、国际贸易、气候变迁、“对觉醒文化（woke）宣战”和俄乌战争等问题上，都倡导类似的政策。

他们都反全球主义、强调本国优先、倡导保护主义、反建制、反精英、反激进左派，但支持者年纪较长，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他们不谴责普京入侵乌克兰，甚至跟他有交情，都认为北约国家支持乌克兰是浪费资源，应该断然结束战争。应对气候变迁的“绿色转型”，在他们看来是垫高民众生活费，必须弃之不顾。

他们把问题简单化，刻意使用尖锐的语言激发民众的愤怒情绪，而不愿对问题的复杂形成因素仔细剖析，更不愿对各种解决办法进行细致的利弊得失探讨。他们要的是找敌人，而不是找解方；他们提出的对策挂一漏万，既不周全也不易有效执行。

拿移民问题来说，形成的因素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有巨大经济差距，驱使许多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而移民。近10余年来层出不穷的多场战争、政治动荡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难民潮出现，移民压力随而大增。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某些行业存在劳动力短缺，也吸引移民填补空缺。这些移民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融入当地社会可能面临语言、习俗等障碍，而且大量移民给接收国的社会福利与秩序带来压力，甚至加重安全疑虑。移民问题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不是限制与驱逐就能解决的，而且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存在执法困难，必须透过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移出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培训与就业辅导等措施多管齐下，才能有效缓解。

关税也不是加征，就能解决贸易逆差、产品竞争力等问题。在有限程度上，提高关税有助于暂时保护本土产业免受外国竞争，尤其是新兴或艰苦产业，同时可能在短期内保护本地就业机会，也可为本土产业争取时间提高竞争力。

关税当然可为政府带来额外税收，但也可能推高物价而使通胀加剧。关税的潜在弊端很多，尤其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成本增加，选择减少；而减少竞争，可能导致本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全球供应链中断则可能影响依赖进口零件的本土产业。另外，贸易减少可能引发贸易报复，还可能导致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整体而言，保护主义可能在短期内带来一些好处，但长期可能阻碍经济效率和创新。经验证明，开放贸易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政客还有一个共同的短视主张，以为只要北约国家停止支援乌克兰，承认现状，通过谈判即可结束战争。这是低估谈判解决战争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双方的战略目标冲突，俄罗斯希望控制乌克兰部分领土，节制其结盟行为；而乌克兰坚持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两国在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各有坚持，成为谈判的主要障碍。

另外，战场形势不断变化，俄乌双方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取得优势，以加强谈判筹码；乌克兰担心未来安全保障问题，俄罗斯则对北约东扩表示担忧。何况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难以做出重大让步。国际因素也制约谈判的进行，因为这场冲突被视为对未来国际秩序有重大影响；而且缺乏两国共同信任的第三方调停者，彼此又缺乏信任，相互指责过去的协议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增加谈判的复杂性。在双方妥协空间都有限的情况下，除非逼迫乌克兰投降，又如何能迅速达成和平协议？

如同世界各国，欧美国家面对的各种难题都是病因复杂，症状不轻，没有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绝不是政治强人吹灰之力就可解决。问题是这些民粹政客煽动力很强，深知人性的弱点，懂得如何煽惑民众情绪。许多西方国家民众心怀怨恨，渴望猛药，以为强人出手可以药到病除。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如果选民让煽动家轻易得逞，损害民主的品质与政策的妥适，反将成为民主的罪人。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