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战场上败绩累累的普京，至今不敢动用核武器，显然是顾忌来自西方的核威慑。中国核力量相对弱小，与美俄完全不能等量齐观，投入实战的风险和代价将有多大，不言而喻。仅就上述两点而言，笔者认为，爆发三战的风险固然存在，但客观可能性并不大。

1941年8月美英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为此提供了部分答案。《宪章》确认战后所有国家（战败国在内）拥有“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原料”的同等机会。这意味着由于美国通过二战获得超强国力，1936年欧洲和平会议所无法达成的目标，终于在战后实现了。美国提供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促成作为旧的帝国体系替代品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美国为盟国提供的广泛安全保障，更彻底改变数百年来以均势结构为基础的西方内部国际关系，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和平崛起，就是在这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下简称“自由秩序”）的框架内实现的。

1972年，中美接近。自此，美国坚持不懈致力于把中国完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诱导中国实行外向型经济，进而将之彻底融入全球经济。这一大战略的核心，最终目标是把中国改造成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维护者——“维持现状”的二流强国，从而兵不血刃消灭一个潜在对手。

美国如此自信，是因为由它一手创建、基于规则和多边开放的自由秩序的最大特点，就是“加入容易，颠覆难”（easy to join, but hard to overturn）。自二战结束至今，西方控制世界的方式已不再是殖民征服，而是为世界制定规则，确保自身技术优势，阻碍后发国家赶超（少数国家和地区除外）。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美欧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未雨绸缪精心设计相关规则，并将之高度政治化。西方在规则制定上，掌握着难以匹敌的知识和软实力双重优势，主导地位极难被取代。

加入全球经济对于后发国家的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绞索。如果不能认清规则并善用之，尽快发展壮大为德日那样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跻身一流强国近乎无望。

立身自由秩序之内又游离秩序之外

但是，美国大战略本身也存在严重瑕疵——说到底，中国不是德日那样被打败和占领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加入全球化，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高度自主。换言之，中国既立身于自由秩序之内，又游离于秩序之外。因而，当其国力（通常以经济规模衡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很难避开似“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是不以中国自身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实，与意识形态几乎无关。即便中国放弃赶超，而满足于依附发展的“低端之路”，其粗放式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的政治化，也将导致国内资源过早枯竭，迫使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走出去”，四处争夺市场和原料。

问题恰恰在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只能满足一两个日本人口规模的国家对资源的需求——战后德日被允许再度崛起，根源就在于此。西方战略学者早就指出，美国既无意、也无力保障中国对世界资源的无度渴求。时任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曾明确告知美国财长保尔森，“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国，都想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四个地球也不够”。无独有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4月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也作出了类似的表述，指出“这个星球根本吃不消”（The planet just can’t sustain it）。

鉴于中国庞大的地理暨人口规模，深度加入全球经济所引起的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必然引起与西方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激烈竞争；中国为因应国力增强和保障资源输入而进行的大规模军备扩张，也使其不可能止步于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这两者迄今已然令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冲突在所难免。

大国竞争的加剧将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首先，就真实国力而言，“半边缘”中国不是另一个45年后的德国日本，与二战前能够独立挑战英美的德日——无论在技术还是军事上——更不能相提并论。当今全球化不同于以往，它体现为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深度国际分工。西方控制关键技术领域和难以替代的高端制造，通过“脱钩”和“去风险”就可避免被中国卡脖子；中国制造的产品则几乎都可以被替代。更严重的是，与昔日的“修正主义强国”相比，当今中国不但粮食不能自给，众多工业原料、核心部件、制造装备和科技专利都依靠进口，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国际结算，更是很难摆脱西方控制的金融体系——如此多的致命软肋，不能不令人对“半边缘”中国进行世界大战的意志和能力产生怀疑。从中美贸易战到乌克兰战争，中俄与西方真实国力的差距，已然暴露无遗。一旦卷入世界大战，西方必然实施全面技术封锁、贸易禁运和航路阻断，半边缘的经济恐将不战自乱；届时，又将如何打赢热战？可以想见——从民族利益计，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自然会选择避战而不是求战。

美国先发制人核打击有逻辑依据

其次，“让世界成为民主的安全之所”（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是美国自威尔逊总统以来念兹在兹的意识形态信念。现总统拜登提出民主专制之分，强调打赢新冷战关乎世界和人类命运——决心之大不可低估。尤其是，美国认真汲取冷战的经验教训，从不压抑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理性冲动”。艾森豪威尔曾明确表示，只要苏联对西欧发起进攻，美国将毫不犹豫立即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失去西欧，退守本土的美国为图国家生存，别无选择，惟有把美国变成法西斯国家（fascist America）一途。2001年底，小布什政府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把中俄等七国列入必要时将给予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国家之列，与此逻辑一脉相承。近来，有美国战略学者如马修·克鲁尼格（Matthew Kroenig）公开主张，在台海冲突时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非口不择言的虚声恫吓。

在乌克兰战场上败绩累累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至今不敢动用核武器，显然是顾忌来自西方的核威慑。中国核力量相对弱小，与美俄完全不能等量齐观，投入实战的风险和代价将有多大，不言而喻。仅就上述两点而言，笔者认为，爆发三战的风险固然存在，但客观可能性并不大。

全球化是和平之因还是战争之源？

全球化究竟是和平之因，还是战争之源？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两战之间重建全球经济的努力失败，固然是引起二战的经济根源，但经济相互依存度超过当下的第一波全球化，同样未能阻止一战的爆发。不过，198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全球化，则有可能阻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是因为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遏制战争，而是核心国家与（半）边缘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严重不对称——通俗地说就是“谁离不开谁”——迫使“修正主义强国”只能适可而止，并最终服膺自由秩序。

尽管如此，第三波全球化造成的空前不平等，已成为世界性乱源——此绝非人类福音。反思全球化，在社会民主和开放的全球经济之间，创造性重建新的平衡（哈佛大学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主张），或许将成为缔造永久和平的希望所在。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