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的国家是在两场种族暴乱中被“催生”的呢？有多少人已经将“种族和谐”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将它当作一种形式，一种口号呢？

1964年7月21日，我曾和死神擦身而过。

那天下午，念中三的我在放学后和几个同学到位于爱德华太子路、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前身）后面的华人基督教青年会（YMCA）打乒乓，因为有一位来自怡保的同学寄宿在青年会的宿舍，可以免费使用那里的体育设施。

大约四五点打完乒乓，尽兴而归，各自回家。我是唯一住东部的人，独自走到大坡一带乘搭樟宜巴士一号或二号回家。但奇怪的是，巴士行驶到小坡一带却无法继续前行，前方堵着一条长长的车龙。后来巴士被迫改道，随车龙逐渐开往美芝路，掉头朝市区方向驶去，但这里照样堵塞。一路停停走走，终于来到英国军人俱乐部（Britannia Club，这栋保留建筑后来为新加坡武装部队继承，成为让士官使用的NCO Club，现在已脱胎换骨，变身为一个与军人无关的时尚餐饮场所），前面是美芝路与勿拉士峇沙路的繁忙交界，堵塞得很厉害。巴士前行速度有如蜗牛，一整车人就只能与俱乐部里面正悠哉闲哉吃喝玩乐的英国大兵对看，那种强烈对照何其讽刺。

那是没有移动通讯网络的史前时期，被困在巴士上的整车人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却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俱乐部里面的军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看到我们被困车龙动弹不得，却幸灾乐祸，只见几个坐在靠窗的大兵，对着挤得满满的巴士搭客举着酒杯，嬉皮笑脸地做祝贺状，可恶之极！

巴士终于转入它平时不会川行的独立桥，速度稍为快了一些，不久便来到基里玛路，转入巴耶利峇路，再转入樟宜路这条正常路线。这时路上的“风景”已经完全不同了，只见大群大群的人在路的北边游行，都是马来人；而路的南边只有稀稀落落的行人，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着一名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警察，但人数与游行队伍比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

当巴士渐渐行近芽笼士乃时，我就看到沿路的一些屋子零零星星在焚烧，路边也有一些侧翻着的汽车，有些也明显被烧过。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但年少无知，还是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马来人在杀华人，你不知道吗？”

巴士来到芽笼士乃巴刹，俗称“车头”的地方，就不再前行了，全车人被赶下车。还好这里距离我家只有两个车站之遥，走回去不是问题。

警察指示我沿着路的南边走，我一面走还一面好奇地望着对面游行呐喊的人群，但突然间有一两块石头破砖之类在我身边落下，差点打到我，接下来又有两三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攻击的目标了。因为我这一边的马路几乎已经没有其他人，少数几个行人不知何时已经消失无踪，于是不敢再“左顾右盼”，赶紧加快脚步疾行回家！

一走到我家的巷口，就看到焦虑的父母远远迎上来，如释重负地，急忙拉扯我进屋内，看到我满脸错愕的神情，才严肃地对我说：“马来人在杀华人，你不知道吗？”

天啊，我怎么会知道？我可是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

我家住在芽笼士乃附近，这一带是当年全岛马来人最集中的地区，北面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马来甘榜，南面的华人虽比较多，但在这片马来海洋中，也只是沧海一粟。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暴乱”，而我们这里被公认是华人“最危险的地区”。

这时我才知道害怕，回想起刚才那一幕幕，那些对着我怒目而视、高声呐喊的人群，那些明显是对准我抛过来的石头砖块、那些被推翻在路边的汽车、那些还在零零星星焚烧的房屋……“暴民”就近在咫尺，而我这个无知少年竟然还大喇喇地“招摇过市”！假如不是那些将我和他们隔开的镇暴警察，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我很可能已经沦为那场暴乱中的一个统计数字了。

父亲这时也才告诉我，他一听到种族暴乱的消息，就赶紧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托他骑摩托单车到青年会找我，准备将我接到亲朋戚友家“避难”。但那位叔台赶到青年会时我已离开。我那天可是折腾了约莫两三个小时才回到家，可以想象父母家人是何等的心焦如焚！

时隔多年才知道，原来当天下午约2万名马来人集合在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举行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圣祭，过后从大草场朝东部游行。队伍来到加冷一带，与华人发生互相挑衅而起争执的事故，随后即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开来，引发全岛大范围的种族暴乱，多人死伤。暴乱的消息也迅速传开，在华人口中，就变成了“马来人杀人”了。

政府很快就宣布全岛戒严，但父亲认为我们的处境还是很危险。他当晚就动员家人找出铁器木棍等一切可权充“武器”的东西，神色凝重地将“保家”的任务交代给我们这些男丁。

那个时候已经是谣言满天飞了，人心惶惶，尤其是住在“危险区”的人，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在必要的时候自卫保命。华人如此，在全岛占少数的马来人想必也如此。其实他们身陷浩瀚的“华人海洋”，心中有多恐惧可以想象。

马来邻居愿提供保护

正在部署自卫的时候，邻家马来住户的大家长突然对我们喊话了。我们两户人家是由高过人头的沙厘板墙隔开的，他搬了一架梯子靠在沙厘墙边，爬到上面喊我们，说如果我们被其他马来人攻击，可以逃过去，让他们保护。这种守望相助的精神在当时的甘榜是存在的。父亲在感动之余，也礼尚往来，告诉他们若遭到华人攻击，也可以逃到我们这边来避难。

我们两家素有来往，他们两人都不谙英语，彼此之间一向用“巴刹马来语”沟通。在那个英语还没有成为共同语言的时代，草根异族之间其实很多是靠巴刹马来话掺杂福建话沟通的。

当晚的谣言变本加厉，哪怕没有无线网络。老百姓都通过电话互通有无，互相报告听来的小道消息，说是哪里杀死了多少人，哪里又形势告急，哪里的私会党正在纠集动员，也有的说由联邦政府控制的警察偏袒马来人等等。但不一会儿，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了，原来政府为制止谣言继续散播，干脆切断了民间的电话通讯。

戒严的晚上，大地格外宁静，连空气似乎都凝结了。突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悠扬的管乐声。咦，“更深谁弄管弦繁”？细听之下不得了，竟然是《义勇军进行曲》！哎呀这可是禁歌啊！那个年代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听过，一般都是在室内偷偷听的。在那个漫漫长夜，这个突如其来的“集结号”听起来格外悲壮凄厉，老实说还有点振奋人心。是谁在这个时候这么张扬地吹奏这首乐曲呢？是在号召什么吗？或是在鼓舞士气，为四周“坐困愁城”的同胞壮胆，让知音人知道“有人与你们同在”？

当时新加坡刚加入马来西亚不到一年，成为它的一个州，但本地华人普遍不信任吉隆坡的中央政府，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也实在谈不上效忠。那是个国家认同还没有确立的年代，人民的效忠对象四分五裂，往往以“祖籍国”为依归。如今回想起来，那位夜半乐手在周遭同胞惶惶不可终日之际，吹奏起中国国歌为他们壮胆，在那个时空下也就不是很“出位”的了。

60年前那个黄昏与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如今犹历历在目，而尽管《义勇军进行曲》过后几十年在公开场合听过多回，但60年前那个深夜含有“衔枚相接军行疾”韵味的那个绝响，如今却还萦绕在耳。

有预谋的暴乱

根据官方记录，1964年7月那场全岛性种族暴乱，总共有23人丧命，454人受伤。虽然政府迅速在所有51个选区成立由各族社区领袖组成的“亲善委员会”，努力消除民众的担忧，阻断谣言，恢复种族和谐，但前后还是花了17天的时间，才将局势稳定下来。

这是新加坡第一次发生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暴动，新加坡地方政府将之归咎于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的极端分子的煽风点火。前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Othman Wok）在1997年1月25日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他当时也参加了这场集会和游行，在长达两英里的队伍中排在后端，而暴乱是在前端爆发的。

他告诉海峡记者：“我后来发现这是由几个人策划的。暴乱后一周，我去了吉隆坡，一位《马来前锋报》的前记者来见我。他说他在2点钟就知道暴乱会发生。我问，‘怎么会，暴乱是在4点到4点半才开始的吧？’‘哦，是的，我们事先就知道了，’他说。这让我恍然大悟。他们一定是被某人告知的，因为这将是一个重大新闻。”

在2009年出版的《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我相信这场暴乱是有预谋的，而不是自发性爆发。他们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个宗教游行，这样如果我们阻止它，就会被称为反穆斯林。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的煽动性种族言论在新加坡激起了马来人的情绪。”

在7月暴乱平息不到一个月后，种族暴乱又在9月2日爆发了。政府再度颁布戒严，一直到9月14日才将局势控制下来，但已死了13人，106人受伤。

这两场暴乱是直接导致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导火索。这也是新加坡独立后坚决实行多元种族主义和多元语文及文化政策，以及建立起强大的军力及警力，将国家安全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原因。

从此，新加坡人总算有一个明确的效忠对象。

国庆日即将在下星期五降临，在民众欢天喜地普天同庆时，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的国家是在两场种族暴乱中被“催生”的呢？有多少人已经将“种族和谐”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将它当作一种形式，一种口号呢？

回想起60年前自己在那场种族暴乱中的惊险经历，以及国家独立以来对各族人民的庄严承诺，抚今追昔，无限感怀！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