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拟议的北约“激进转向”，核心在于把以往所主张的防务“责任分担”，修正为“责任转移”，大大缩减美国的安全角色。此即所谓的“休眠北约”概念，亦即把常规防卫责任完全交予欧洲，美国只扮演“准沉默”的角色。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坚挺的民望，令欧盟各国对北约前途普遍感到忧虑。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美欧关系围绕防务费用分担产生严重分歧。2018年，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北约。今年2月，他公开威胁要鼓励俄罗斯进攻不付足防务账单的北约成员国。近来，他更发出明确信号：欧洲而不是美国应当承担起欧洲防务的主要责任。

这一切意味着，一旦特朗普上台，北约极可能发生“激进转向”。这对欧洲将意味着什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于冷战日炽的1949年4月，首任秘书长伊斯梅把组织的使命精辟概括为“拒俄、迎美、制德”（keep the Russians out,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Germans down）——实质是美国负责欧洲防务，对外抵御苏联威胁，对内震慑德国。由此产生两大战略后果：其一、稳定欧洲，促进欧洲复兴，防止政治左转；其二、通过驻军德国和将其纳入北约，根本解决“德国问题”，实现欧洲内部的永久和平。

鲜为人知的是，除了抵御苏联的公开目标之外，北约还承担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使命——重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

欧洲复兴和繁荣事关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精英在二战结束前已认识到，今后美国的安全已不再限于本土，而在于不断拓展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疆。冷战之初，严峻的形势使美国意识到欧洲的复兴和繁荣，事关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打赢冷战与重建全球经济的目标并行不悖，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为此，美国借冷战之名，不遗余力扶持欧洲，助力其经济一体化，不惜付出日后欧洲成为美国经济劲敌的代价。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欧洲得以从容建设福利国家；作为回报，欧洲自愿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此“交易”成为战后大西洋关系心照不宣的政治基础。

可以说，北约的建立使美国得以重新构建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内部的国际关系，由此奠定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成功意义丝毫不亚于打赢冷战。

1989年冷战结束。然而，布什政府没有沉浸在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幻觉中。在关键的1990年至1991年，面对德国统一、华约解散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新格局，美国决策者基于冷峻的现实主义理性，重新评估“世界失序”的可能前景。在他们看来，虽然苏联威胁不复存在，但两大新变数引起美国忧虑：一是俄罗斯在苏联废墟上复兴的可能；二是欧洲企图建立独立的安全机制，作为北约替代品——后者尤其令美国不安。因为一个削弱美国政治军事存在的独立的欧洲，可能从此不再听从美国号令。的确，欧洲追求战略自主——亦即共同外交和防卫政策的努力，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

出于对俄罗斯和欧洲有可能挑战冷战后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警觉，布什政府在1992年初秘密制定了《国防计划指针》，明确指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再出现新的全球性大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为此目的，美国决不允许北约受到削弱。

另一方面，战后繁荣已使欧洲成长为经济超级大国，坐拥超大市场，使其具有充分条件迈向自给自足的“欧洲堡垒”。美国担心，一旦欧洲陷入经济萧条，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政治左转和更大的市场封闭。这势必与关乎美国重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产生冲突。美国深知，第三波将真正波及全世界货真价实的经济全球化能否推得动，欧洲的支持至关重要。欧洲自身的繁荣恰恰也离不开欧美经济的相互依存——这只能通过保存北约来实现。因为只有保持强大的安全联盟，才能产生遏制“欧洲堡垒”的政治影响力。

小布什单边主义使欧美再现裂痕

1992年4月，美国思虑成熟，决定东扩北约。美国对此成竹在胸——欧洲独立干预南斯拉夫内战的力不从心、多国对“德国的欧洲”前景普遍不安、前华约诸国对北约东扩的翘首以盼——证明冷战后的北约依然难以被取代。美德率先达成默契，美国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存北约，以打消德国统一引起的疑虑；德国则帮助美国说服法国支持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于是，美欧达成协议：美国继续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则支持美国领导下的“新经济秩序”。

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如期达成了战略目标：安定欧洲；使欧洲成为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共同推动者。美国利用欧洲军事能力的虚弱，使欧洲进一步接受这样的制度安排：作为欧洲独立军事力量的西欧联盟，同时成为北约的欧洲支柱；它和欧盟的东扩与北约的东扩同步化。

自2001年始，小布什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方针，使欧美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坚定了欧洲追求多极化的决心。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后，大西洋关系得到适当修补。但欧美矛盾依旧，主要原因是美国决定将战略重心东移，为此不惜得罪欧洲盟友，主动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以便实施针对中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老欧洲国家中的法国出于削弱美国霸权，德国出于能源依赖的现实利益考虑，趋向于对俄罗斯的侵略倾向采取绥靖态度——典型体现在2014年《明斯克协议》的签署。特朗普上台后，大西洋联盟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双方围绕防务费用分担闹得不可开交，几近导致北约“脑死亡”。

2022年俄乌战争、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中俄事实结成“钢铁同盟”（2024年5月）——促成北约的复活。对俄调处的失败，最终促使法德意三大“亲俄”的老欧洲国家放弃绥靖主义，与美国形成支持乌克兰反侵略的共同阵线，实现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空前的团结。

美国作为欧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再度凸显——不但向乌克兰提供最大比例的军事援助，还向北约增兵2万，使驻欧总兵力达到10万人。2023年美国国防开支为86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5%，10倍于德国，占到北约所有成员国防务总开支的68%。可以说，离开美国，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纵然有再大的雄心，短期内也无力填补如此巨大的力量真空，自主承担起保卫欧洲的重任。

特朗普拟议的北约“激进转向”，核心在于把以往所主张的防务“责任分担”，修正为“责任转移”，大大缩减美国的安全角色，将其限定在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以及仅在危机时刻对欧洲施以援手——此即所谓的“休眠北约”（dormant NATO）概念，亦即把常规防卫责任完全交予欧洲，美国只扮演“准沉默”（quasi-silent）的角色。

特朗普似乎不在意欧洲军事上坐大，这与老布什政府未雨绸缪防范欧洲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从短期看，欧洲国防生产体系的天生弱点，的确不值得美国焦虑——迄今为止，欧洲武器生产依然与民族国家的尊严和主权高度关联，一直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比如，欧洲有178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美国只有30种；又如，欧洲有17种主战坦克系统，美国只有一个。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缺失，导致欧洲国防工业低效和浪费。这恰恰是欧洲政治一体化滞后的副产品，拖延着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步伐。

北约欧洲化助美国腾出手对付中国

当下的特朗普无意抛弃北约，而是要唤醒欧洲——通过推动北约的欧洲化，解脱美国，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危险性远比俄国要大得多——特别是当其与俄联手之时；美国仅凭一己之力，已然不足以对付中俄联合力量。在特朗普看来，北约的“激进转向”已然十分紧迫。

就欧洲自身利益而言，在与美安全关系上究竟是“制衡还是搭便车”，是个终究要做出抉择的问题。“搭便车”尽管可以把维系福利国家的成本降到最低，但始终依赖美国军事保护，必然极大牵制欧洲心心念念之战略自主，导致多极化梦想永远成为泡影。

事实上，制衡与搭便车绝非泾渭分明。欧洲自身军事系统与北约已基本实现作战体系的对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总兵力正从4万扩充至30万。北约的欧洲化意味着，欧洲在常规力量控制上将掌握很大主动权；加之欧洲自身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英法联合远征军，还是英国领导九国组成的联合远征军，正在成为不可小觑的欧洲硬实力。

由此可见，北约“激进转向”不仅不会削弱北约，反而将使其变得更加强大。乌克兰战争及相应的世界政治格局重构，给欧洲重塑福利国家、通过一定程度的军事化、加快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一体化，带来难得的机遇。虽然重整军备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符合欧洲长远利益，只要政治家因势利导，使其不可逆转完全可能。正如欧洲一体化在过去67年中不乏仿徨、停顿，乃至后退，但总的趋势依然是不断向前推进。英国于2016年退欧后，很快就启动“事实重返欧洲”的进程；在此前后，更成为欧洲军事化最重要的引领者。

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为重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对付苏联，不惜让欧洲成为日后的经济劲敌；在新冷战时代，美国为应对中国挑战，则不惜让欧洲成长为新兴军事强国。但这将是一个支持大西洋联盟，以“确保21世纪是欧美世纪、而不是中国世纪”的新的全球性大国。德国联邦政府欧美关系协调员彼得·拜尔，在2021年4月21日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文章《我们需要一项跨大西洋的对华战略》就指出了这点。这样一个与美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牵制的强大欧洲，有利于世界和平。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