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新加坡的世界史与中国史意义 ——大变局沉思录之二

时间:2024-02-13 07:4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邓曦泽:新加坡的世界史与中国史意义
——大变局沉思录之二

新加坡是当今世界屈指可数让我钦佩的国家之一。但是,新加坡的核心意义既不在于新加坡自身,也不在于它的繁荣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在于它的世界史意义和中国史的意义——新加坡最为典范地彰显了世界和中国的新可能。

大变局视域下新加坡的世界史意义

作为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国,新加坡在建国后约30年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在人类史上独一无二。它的成功至少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必要条件。

内部条件是指人的因素。从资源角度讲,新加坡的内部条件没有物,只有人。它的成功完全依靠以李光耀为代表的建国一代及后继者的艰苦卓绝、高瞻远瞩。尤其是,李光耀集政治战略家和技术官僚双项本事于一身,可谓现代政治家之典范。

但是,若无外部条件,即世界环境,无论李光耀一代多么卓越,新加坡也不可能走向繁荣。外部条件可以概括为后领土后地缘时代。特征是,二战以来,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全球贸易规则进步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财富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导致科学技术、资本与管理在财富生产和国家安全维护中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大,而领土与地缘的重要性都日益下降(后地缘时代不是本文重点)。

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活动日益超越空间限制,使财富生产呈现显著的去本地化特征(包括国内异地化和跨国化),即财富生产虽仍依赖土地,但不再依赖特定领土和土地,此即“后领土”甚至“后土地”。生产去本地化的本质,就是能较为自由和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它表现为我们所见的第二波全球化。但是,若将第二波全球化视作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不准确的,存在误导作用,因为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和平与发展。在第一波全球化中,不仅存在大量的殖民,且因领土和地缘争夺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真正促进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是人类发展出超越空间的后领土后地缘能力,而第二波全球化是这种能力结合二战后国际秩序所形成的表征(参见邓曦泽:《二战后长期和平发展源于观念改变》,《联合早报》2023年9月18日言论版)。

二战后,利用后领土后地缘为本质的第二波全球化,全球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首次或再次实现了发展与繁荣。在亚洲,则有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而且中国大陆也是巨大的受惠者。但是,新加坡最为典范。

新加坡的成功,意味着即便是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国,也可以不发动战争,不进行殖民,而仅靠技术和国际秩序,便能超越空间,利用全球资源,走向繁荣。这在人类史上是绝对没有过的。在这意义上,战争是不必要的。以前的人类不可能摆脱战争,但这时代的人类可以摆脱传统热战。

这就是新加坡的世界史意义。

现代性视域下新加坡的中国史意义

新加坡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华人为主体。而且,早期移民多为“低端人口”,此如李光耀所言:“我认为他们(指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近代以来,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成功证明非西方国家也能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的成功则意味着,即便在领土、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华人也能获得成功。

新加坡都能成功,中国为什么不能?但新加坡能成功,中国就能吗?恐怕不能盲目自信。中国人应该理性、冷静地研究和反思,相对于传统社会,新加坡究竟作了哪些改革(或孔子说的“损益”)?

据传,李光耀曾表达过一个观点:“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此言道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原因,即不是沿袭中国传统,而是引入现代性。这当然不是要否定传统,而是必须以现代性为基准。现代价值(如法治、民主、平等、人权等)既有一般原则,也有具体应用。新加坡在遵循现代价值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考虑传统因素,创造了更公平更有序的高效率。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极高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但是近年来,有些违背现代价值的落后思想、政策和措施在回潮。如果中国想取得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应该深入仔细地研究新加坡,以明白自己该向世界学习什么,对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1949年后的新传统)又该作哪些改革。

中国的确可能获得成功,甚至可能比新加坡更成功,但它不能固守传统,而必须遵循现代价值的一般原则。在此前提下,可以适当考虑国情差异,但不能扭曲甚至否定一般原则。例如,去年逝世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古代中国“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一个国家”。如果中国遵循现代价值,并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也能创造更公平更有序的高效率。

这就是新加坡的中国史意义。

以新加坡反观当今世界之愚蠢荒唐

当今世界似乎越来越乱,战争风险持续增加。助长这种风险的,乃是全球尤其是俄罗斯、美国等大国所奉行的陈腐观念。它们的认知仍停留在二战时代,仍像过去那样把土地占有和地缘控制作为重要战略目标。他们的认知逻辑与事实逻辑完全断裂,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大变局时代,并且这个大变局的一个方面——后领土后地缘时代——已经降临并成熟,因而人类的领土观、地缘观、战争观、政治观等等都应该进化。

用中国的一个实例来比喻和理解普京们、拜登们的观念之陈旧。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把土地视作命根子。1980年代初,打工、经商等现象还不常见,土地收入仍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于是,经常可以看到农民为了争夺边界不够清晰的几平方米土地,发生严重冲突,甚至造成伤亡。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经商等日益普遍,非农收入越来越多,且无论是收益额还是收益率都远超农业收益,再也看不到农民为了争夺小块土地而发生冲突。并且,最近二三十年来,农村开始出现弃耕现象,且越来越多。这表明连农民(其中有许多文盲)都已经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了。既然如此,犯得着为了争夺那点土地而大动干戈吗?要知道,俄罗斯最不缺的就是土地。

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们、拜登们……还不如中国的农民。

我不是浪漫的乌托邦和平主义者,我也认为,以前的世界不可能摆脱战争。但是,新加坡的成功已确凿证明:当今世界,完全可以不通过战争和殖民而实现繁荣。那么,还有必要发动战争吗?

希望新加坡继续为世界和中国提供意义!这种意义因新加坡之“小”而愈大。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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