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靠专注解决钱的问题来处理，而“不够平等”往往不只是钱的问题，更难处理的恐怕还有其他，包括知识鸿沟、劳动力市场结构等问题。

步入2024年的头几天，身边的亲朋戚友都开心地谈论着刚拿到的500元邻里购物券，今年农历新年来得较迟，一些长辈约好用这笔钱去买年货。这可说是政府给每一户新加坡人的开年红包。

几乎同个时候，一些刚收到房地产税单的人心情完全不同。政府在2022年宣布分两年调高房地产税，2023年底又宣布住宅年值普遍调高。房地产税是按年值计算的，政府双棒齐下，那些居住在较大房子，特别是拥有非自住私宅的房东们，今年1月特别冷。相较于房地产税提高的幅度，那再起一个百分点的消费税，显得微不足道。

欢迎来到2024年，这是很多人期待的“更平等社会”的基本样貌。

有个朋友向我抱怨房地产税起了将近20%，我笑说：“B组拥车证从两年前10万以下涨到15万，超过50%，你们还不是照买新车，谢谢你为建设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作出贡献。”

赋税一步步增加，这是近十年新加坡的趋势。从2015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在预算案中宣布，2017年起向收入最高的5%人士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到2022年财政部长黄循财正式提出“财富税”，更确定了新加坡政策的方向，让一部份财富再循环到经济系统，再用来缓解贫富不均现象。

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人有能力多承担一些，让收入和资源较少的人获得多一些，这个概念新加坡人已经很熟悉。然而，当钱必须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来，即使能力上绰绰有余，那种感觉还是不那么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

新加坡人的集体价值观，是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可以照顾每个公民合理的福利，要有高质量的公共医疗服务、充足的退休准备、优质的教育、更好的公共服务，那对财富征收累进式的税，是无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认同有能力者承担更多的人开始担忧，要怎么确保那些福利真的转换成机会和推动了社会公平，而不是让一些人产生不现实感的麻醉剂？

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靠专注解决钱的问题来处理，而“不够平等”往往不只是钱的问题，更难处理的恐怕还有其他，包括知识鸿沟、劳动力市场结构等问题。

《经济学人》杂志上个月15日推出一篇有关2023年最富裕国家的报道，用了2022年的数据以图表的方式，比较了世界各国的三种GDP，得出很值得新加坡人注意的问题。这三种GDP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经成本调整的GDP（GDP Adjusted for cost differences)，以及经成本和工时调整后的GDP（GDP Adjusted for costs and hours worked）。

用这三个数据画出的线条，新加坡的最让人吃惊。新加坡的人均GDP以8万2800美元（约11万1018新元）排第六；在经成本调整的GDP（一般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新加坡以12万8000美元（约17万1622元）排名全球第二；如果看经成本和工时调整后的GDP，我们以6万2500元（约8万3800新元）惨跌到第15。

稍微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所有亚洲国家经成本和工时调整后GDP都远在我们后面。这三个指数都排在前十的全是欧洲和产油的中东国家。

这意味着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购买力也很强，但是我们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目前的收入。这可能是因为收入悬殊，超高收入的人拉高了平均值，还好货币政策和其他的社会政策加强了人们的购买力。令人担心的是第三项，这一方面可能因为亚洲人习惯较长时间工作，但让人不安的是很多人的工作偏低端，生产力和生产价值无法支持高时薪。

这样的工作通常是一些知识要求较不复杂，以时间换取产量的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重复性、特别是白领的工作，最容易被取代。如果我们的劳动力结构不做出大改变，未来要保持国民高购买力，需要的福利转移必将更多。

新加坡人真的理解一个更平等社会的样貌吗？

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新加坡人的DNA可能不一样，年轻人追求包容性，愿意打造一个为弱势者提供福利的温情社会。可是我不敢那么乐观。当代价是别人支付时，谁都可以很大方，可当自己得做更多时，精致利己主义的本性可能显露，到时社会的分歧会比现在更难弥合。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