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琪:单语社会遗失的不仅是文化

时间:2024-01-16 10:1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黄佳琪:单语社会遗失的不仅是文化

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求取上进、提高个人修养吗?但如今,年轻国人对母语学习不感兴趣,语文水平下降,似乎反映出已经失去求学最单纯、最根本的自我提升欲望,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海峡时报》去年底刊登一篇探讨新加坡双语政策利与弊的文章“Becoming proficient in English has come at a cost for many Singaporeans”(《许多新加坡人为精通英语付出了代价》,下简称《代价》)。笔者认同新加坡当年实施双语教育制度——把教学媒介语改成英语,并规定学生上母语课——确实带来了不少益处。不过,它的代价是间接使年轻国人倾向于使用英语,无意中导致本土文化的淡化。当中最明显的就是方言的流失。当然,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双语政策,毕竟世界各国走向全球化,难免都会冲淡本土特色。

《代价》一文有一处说到了点。现在许多年轻国人的母语水平只足以应付简单、非正式的沟通,很难通顺表达较复杂的观点,更别说针对某个课题进行深入讨论。毕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都是用英语交流,对华语难免“三日不弹,手生荆棘”。

这令我想起本地创作歌手金文明(Benjamin Kheng)及网红李安(Annette Lee)几年前合作的歌曲《这个那个》。歌词讲述的是新加坡人在买经济菜饭时,经常叫不出菜肴名称,指手画脚,支吾半天只能说出“这个菜、那个肉”。幽默之余,更体现了本地华人对母语词汇逐渐生疏的现象,令我觉得可惜、可叹。

语言是衔接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纽带,词汇自然也是承载文化内涵的重要元素。语言的词库能体现使用群体的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大家都知道英语和华语对亲属关系的分类,有天渊之别,简单一个字“uncle”可翻译为大伯、小叔、舅舅、姨丈、姑父等。这归根于传统华人社会讲究敬老尊贤,对亲戚的称呼必须分明。由此引申,年轻华人对华语词汇逐渐陌生,是否意味着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也随之淡化?

无可否认,双语教育制度是有实际价值的。笔者在中国进行学生交换计划,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作为“精通”中英双语的新加坡人,我多次成为不同国籍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当起翻译员。虽然自觉翻译能力有限,但每当外国友人竖起大拇指,惊叹“新加坡人真厉害,英语华语都会说!”我不禁沾沾自喜,由衷感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

话虽如此,我也在留学期间认识不少真正的“多语达人”。许多来自非洲、欧洲等地区的留学生,不只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精通英语,甚至还会讲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等。他们不是华裔,只学了短短几年的中文,就能用华语顺口聊天、侃侃而谈,令我这个从小就读特选学校的华人肃然起敬。

除了传统的淡化,国人母语水平下降还反映了更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当政以来,出于人口构成、地缘政治、经济优势等考量,已经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且把英语定为国家的行政语言。数十年的迅速发展亦证明政策的务实效益,并因此巩固了英语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价值。

如今,就业市场基本只要求求职者精通英语,仅有少数专业要求一定的母语水平。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就业需求意识,无形中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心态,促使他们把看似“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母语视为次要科目,并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转到有实质利益的英语。无心学习,母语水平当然只会下降,所谓的双语便倾向于“单语”——即英语,母语似乎将步上方言的后尘,在社会中慢慢消失。

归根结底,即便双语教育制度在新加坡当年所处的大环境下,是必要且明智的,却无意间降低了国人的母语水平,冲淡本土文化。这或许是因为学生觉得即使努力考好母语一科,也未必有助于提高就业机会,倒不如花多点心思学好更有经济价值的英语。类似中国社会中的“内卷”,学生盲目追求考取好成绩,只为在将来求职时“赢在起跑点”。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求取上进、提高个人修养吗?但如今,年轻国人对母语学习不感兴趣,语文水平下降,似乎反映出已经失去求学最单纯、最根本的自我提升欲望,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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