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求取上进、提高个人修养吗？但如今，年轻国人对母语学习不感兴趣，语文水平下降，似乎反映出已经失去求学最单纯、最根本的自我提升欲望，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海峡时报》去年底刊登一篇探讨新加坡双语政策利与弊的文章“Becoming proficient in English has come at a cost for many Singaporeans”（《许多新加坡人为精通英语付出了代价》，下简称《代价》）。笔者认同新加坡当年实施双语教育制度——把教学媒介语改成英语，并规定学生上母语课——确实带来了不少益处。不过，它的代价是间接使年轻国人倾向于使用英语，无意中导致本土文化的淡化。当中最明显的就是方言的流失。当然，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双语政策，毕竟世界各国走向全球化，难免都会冲淡本土特色。

《代价》一文有一处说到了点。现在许多年轻国人的母语水平只足以应付简单、非正式的沟通，很难通顺表达较复杂的观点，更别说针对某个课题进行深入讨论。毕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都是用英语交流，对华语难免“三日不弹，手生荆棘”。

这令我想起本地创作歌手金文明（Benjamin Kheng）及网红李安（Annette Lee）几年前合作的歌曲《这个那个》。歌词讲述的是新加坡人在买经济菜饭时，经常叫不出菜肴名称，指手画脚，支吾半天只能说出“这个菜、那个肉”。幽默之余，更体现了本地华人对母语词汇逐渐生疏的现象，令我觉得可惜、可叹。

语言是衔接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纽带，词汇自然也是承载文化内涵的重要元素。语言的词库能体现使用群体的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大家都知道英语和华语对亲属关系的分类，有天渊之别，简单一个字“uncle”可翻译为大伯、小叔、舅舅、姨丈、姑父等。这归根于传统华人社会讲究敬老尊贤，对亲戚的称呼必须分明。由此引申，年轻华人对华语词汇逐渐陌生，是否意味着蕴含其中的价值观也随之淡化？

无可否认，双语教育制度是有实际价值的。笔者在中国进行学生交换计划，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作为“精通”中英双语的新加坡人，我多次成为不同国籍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当起翻译员。虽然自觉翻译能力有限，但每当外国友人竖起大拇指，惊叹“新加坡人真厉害，英语华语都会说！”我不禁沾沾自喜，由衷感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制度。

话虽如此，我也在留学期间认识不少真正的“多语达人”。许多来自非洲、欧洲等地区的留学生，不只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精通英语，甚至还会讲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等。他们不是华裔，只学了短短几年的中文，就能用华语顺口聊天、侃侃而谈，令我这个从小就读特选学校的华人肃然起敬。

除了传统的淡化，国人母语水平下降还反映了更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当政以来，出于人口构成、地缘政治、经济优势等考量，已经强调双语教育的重要，且把英语定为国家的行政语言。数十年的迅速发展亦证明政策的务实效益，并因此巩固了英语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价值。

如今，就业市场基本只要求求职者精通英语，仅有少数专业要求一定的母语水平。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就业需求意识，无形中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心态，促使他们把看似“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母语视为次要科目，并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转到有实质利益的英语。无心学习，母语水平当然只会下降，所谓的双语便倾向于“单语”——即英语，母语似乎将步上方言的后尘，在社会中慢慢消失。

归根结底，即便双语教育制度在新加坡当年所处的大环境下，是必要且明智的，却无意间降低了国人的母语水平，冲淡本土文化。这或许是因为学生觉得即使努力考好母语一科，也未必有助于提高就业机会，倒不如花多点心思学好更有经济价值的英语。类似中国社会中的“内卷”，学生盲目追求考取好成绩，只为在将来求职时“赢在起跑点”。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学习不是为了求取上进、提高个人修养吗？但如今，年轻国人对母语学习不感兴趣，语文水平下降，似乎反映出已经失去求学最单纯、最根本的自我提升欲望，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