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表明一种限制，所有生命终究有尽头。活了半个世纪的人，如果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必然体悟到生命的局限性。

“三十而立”之说经常被人引述，乃至“四十而不惑”以及之后每个10年的人生体悟，不少人或许都耳熟能详。但比较不为人知晓的，却是这一段记录在《论语·为政》的夫子自述的第一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才是孔子于后面各个人生阶段学问境界的基础。

孔子是先知先觉的伟人，年仅15岁就立下志愿，追求人生学问。他做学问的方式首先是虚怀若谷，“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再来就是努力不辍，比如勤读《易经》时把编联竹简的皮绳都翻烂了（“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他一生的追求是希望恢复礼乐之治，让民众安居乐业，天下太平；虽没能在生前如愿，所流传下来的学问，却影响了中华文化2000多年。

因此，“三十而立”并非无条件地说人到30岁就自动取得人格上的独立。要达到这种成就，此前必须得经历长达15年不间断的学习与反思。现代人若就读大学，进入职场的年龄大概是20出头，年届30岁时，应该已经累积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可能也遭遇了些许人事挫折；能否从中领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则因人而异。

这一就“三十而立”的个人理解，必然有所偏颇，但还算是在迈入“知天命”生命阶段的一隅之见。虽然缺乏孔子好学的精神和投入，但毕竟跌跌撞撞几十年，怎么说还是对人生的学习之旅，累积一些的观察和想法。回顾40岁阶段的那10年，“不惑”应该指的是对事情基本的是非对错，心里有个底，就算因为种种原因，一时无法做正确的事情，但心中对于自己的妥协和错误，仍然一片雪亮且知所羞愧。

尽管不敢认为已经“知天命”，但在概念上还是不免有自己的理解。“命”表明一种限制，所有生命终究有尽头。活了半个世纪的人，如果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必然体悟到生命的局限性。就如香港歌手许冠杰1976年在《浪子心声》里所唱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年过半百之人，大多摆脱了青春的盲动，学会不要在时机和形势成熟前勉为其难。这并非一种悲观的命定论态度，而是意识到个体的局限性，学会接受命运发给自己的那一手牌。《孟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里便有了另一层道德意义。

“命”的另一种理解，则是个体的能力与条件随人不同，在对生命有更多经验后，明白界限所在。就如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主角张无忌，在练成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两种厉害的功夫后，在光明顶旁观殷天正和宋远桥隔空对打时，越看越不明白，认为两人招数多有破绽。正因为他身负九阳神功，所设想的招数虽能致胜，却不比殷宋更妙更精，常人更无法做到。小说解释说：“正如飞禽见地下狮虎搏斗，不免会想：‘何不高飞下扑，可制必胜？’殊不知狮虎在百兽之中虽然最为凶猛厉害，要高飞下扑，却是力所不能。”知命，或许就是对“力所不能”的服膺。

这当然是针对凡夫俗子而言。对于非凡之人，通常不会甘心向命运低头，而会本着愚公移山的劲头，像台湾歌手李宗盛在《山丘》所自嘲的：“向情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举凡能成就大事业者，恐怕就带有这种异于常人的勇气与执着。人贵自知，是凡人还是勇士，过了50岁之后，应该不会没有答案。

在现阶段想象“六十而耳顺”的境界，应该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放下执念与偏见，不再发生“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种徒增烦恼的误解。对于闲言闲语，这时要学会宠辱不惊，就如张无忌背诵《九阳真经》口诀：“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这是一种对旁人秉持最大善意的心态，不是盲目的天真，而是超越世故的善良；对于自我情绪的管控，趋向成熟稳定。人果真修养到这种境界，就真的是六六大顺，无往而不利了。

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了。犹记得当年课堂老师的解释是，孔子到了这个人生阶段，一言一行都自然而然地符合礼法，他自己并不觉得受到任何外在的束缚，所以能“从心所欲”，可是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恰到好处，没有丝毫逾越分寸的地方。套用现代西方观念，这或许就是一种道德与精神上真正的自由状态。

这些人生阶段的不同修养成绩，首先必须满足孔子15岁就开始的孜孜不倦的好学条件。少了这个基本功，到了30岁可能还无法形成独立人格，在随后的岁月里，不免亦步亦趋，未窥堂奥。无论如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管在哪个人生阶段，只要有志于学，且平日学而时习之，总会有登堂入室的一天。新年将至，与诸君共勉之。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