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难点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价值观和政策上的分歧。这些催生了所谓的“系统性竞争”。制度竞争不是绝对的。事实证明双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有问题，都不足以赢得全球，都须改革。

中美正在进入探索全双边关系新基础的阶段。六年的极限针对，美国基本搞清了可能性的边界在哪儿，中国也大致明白了新的国际环境，以及它在其中的地位和可以扮演的角色。寻找一个比较稳定持久的新型关系的基础，对双方都有利。

第一、第二强经济，第二、第三大人口，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一、第二军事强国，都拥有齐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航天大国，又都有庞大市场的吸引力。这些条件决定了两者不仅都无法让对方消失，连削弱对方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全面脱钩也几乎不可能。

与此同时，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一直就在旁边，二者随时都可以选择进入，从而改善双边关系。如果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强化，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争当老大，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况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有全球野心。

2013年的中国同2023年的中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但两个时间点上的中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推动双边关系变化的，主要是认知态度，而非利害关系。美国对中国的禁运、针对、脱钩、围堵等，主要出于戾气和对未来的防患于未然；但它对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凭的是想当然。

极限测试期近尾声

从特朗普总统起，美国的极限针对常常表现得失态。许多寻常的经贸关系突然被政治化，互利双赢变为零和，合作共存变为你死我活——至少在情感上是如此。作为两个核大国，这样的关系显然无法持久，因为不仅相互毁灭不可取，它们在许多国际事物上还不得不合作。这个“极限针对”有多少是情绪，有多少是算计促成的呢？恐怕前者居多（起码在初期），因为它的效果并不好，往往适得其反，如晶片禁令的华为效应。

美国经济强势恢复，中国经济情况非常糟糕，而且前景不明。这使美国有条件、有理由继续无情针对一段时间，直到中国的情况稳定下来，前景明朗起来。在全球化时代建立起来的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错综复杂的联系，也使得针对中国经济有一定限度，因为这会拖累世界经济。中国庞大的海军舰艇和岸基武器的布局，让9月14日美、加、韩三国的黄海军演仓促收场。美国恐怕意识到，在又一个领域以往习以为常的做法行不通了。华为以Mate 60 Pro为开端的一系列新产品打的漂亮反击，更是改变了一大片战略竞争空间中的游戏规则和收益结构。类似情况还会不断出现，促使极限测试期终结，双方都有积极性来寻求双边关系较为稳定的模式。

调整已经开始

特朗普在极限针对开始时可谓不计成本，被中方形容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阶段的主导力量更多是情绪：对美国可能衰落的噩梦，对共产国家的恨，对中国崛起的怕，对世界秩序被改变的担忧。情绪主导的政策一般持续不了多久就会有反思，逐渐恢复对针对的成本和稳定、合作的收益的对比计算。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的理性上升。它将对华政策分为三个区间：对抗、竞争、合作；大战略不是直接对抗，而是通过改变中国的战略环境来间接影响中国的行为。

它做出了对中国来说非常悦耳的保证：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乐意看到中国成功等。但中国认为拜登政府言行不一，要“听其言，观其行”，因为在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竞争显然是主调，几乎定义了全部中美关系。但这一套许诺仍然不失为两国关系可能的基础之一。如果试探性的极限针对不奏效，不得不朝这些原则回归的话，这些原则就获得了生命力，能够在稳定两国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

何为“系统性竞争”？

今年以来美国政要频频访华，事前秘而不宣的高层会谈也不时举行，如9月16日至17日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会谈；美国防长屡屡要求会见中国防长；美国提出为双方的竞争装上“护栏”以防失控等，这些都反映出双方均认识到离不开对方，以及大国交恶的危险性。正是从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新的中美关系的基础正慢慢出现。

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难点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价值观和政策上的分歧。这些催生了所谓的“系统性竞争”——两国之间多方面的、持久的竞争，范围超出具体问题，涵盖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差异、经济竞争、军事和战略的对冲、技术竞赛、地缘政治影响、信息战、舆论战等，影响着国际秩序和安全动态。欧盟亦步亦趋，发表战略展望文件也将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展示“看齐意识”，反映的是认知态度而不是利益关系的变化。

制度竞争不是绝对的。事实证明双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有问题，都不足以赢得全球，都须改革。而且双方的大目标基本一致：增长、气候、安全、稳定、创新、就业等等。这些大大降低了意识形态的不调和性，使冲突达不到冷战时期的烈度。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更具吸引力，但这主要是在价值观上。它在理论和制度上的优势并不大。大陆政府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个人层面）”。这些同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冲突，只是多了几项自由主义本也应该有的价值。迄今，中国制度的吸引力远比不上西方民主制度，尽管前者的绩效往往比后者好。但后者同它的价值观大体一致，而中国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常常同它提倡的价值观冲突，给人以说一套，做一套的感觉。许多不足和问题属于成长过程，可望逐步自然消失。

但有的同官方意识形态相联系，有了理论根据就比较难改——必须有足够的理论创新。

中国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西化，只能怪期望不实际，而不能作为针对中国的理由。现在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很不同，应该能够找到不同的相处之道。中国在领土上并没有新的声索，都是些老问题，多数可以追溯到大陆政府执政之前。美国声称不谋求改变中国，但中国自己须主动改变，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使自己变得让世界各国更容易理解、接受和认可；通过高标准来获得软实力。这才是获得持久和平、合作的可靠基础，比发展军力要有效、持久和全面得多。

平衡点或舒服区？

情绪、好恶、态度、雄性激素，以及过于模糊或伸缩范围过大的概念，在中美关系恶化中起了很大作用。国家安全、利益，系统性竞争、威胁、专制、民主、自由等概念模糊，常常被政客用来达到许多其他目的。它们的伸缩度都很大，造成中美关系的伸缩性也很大。缩小这些概念使它们明晰化，就可以得到共识和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放大它们就会导致遍地阴谋，到处都是威胁，敌对势力满天飞，以及枕戈待旦、灭此朝食的心态。

美国及其盟国的强硬对华政策也有好的一面：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自行其是很自然，但往往招致意外反弹：它尚不太明白他国对它的期待，什么能做，什么最好不做，须要多高的标准等。经过这番较量，它应该更能够理解不同文明国家的想法和推理逻辑。这样，中国应该变得更容易与民主国家相处，反之亦然，即所谓不打不相识。更重要的是，两国在较量中应该力图达成国际分工的默契。中国在没有能力管理世界之前，没有必要在各方面都与美国争锋，退一步海阔天空，还能继续搭便车。

这个过程中的破坏性因素，一是身份政治，一是美国国会。前者把对方当作自己给它贴上的标签来对付，而不是针对其真身。区分他我，妖魔化他而美化我，这是人性的陷阱，人们掉进去后也不自觉，理直气壮地将事情搞得一团糟。美国国会还会不断阻挠双边关系的改善；议员节外生枝，用地方利益、视角和基督教伦理来审视中美关系，横挑鼻子竖挑眼。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仍然会保持对中国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中国常批评的“教师爷”作派。这些都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使它在制定对华政策中夹带情绪和盲目性。中国作为处于守势的一方，而且没有一个拱火的国会干扰，应该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

对中国来说，长期被针对欺负后，炒作“中国反击”很自然，但找到一个能够相对稳定、持久的双边关系基础更重要，也应该是“反击”的目的，而不是泄愤、报仇。以力抗力，通过力量平衡得来的稳定是脆弱和短暂的；找到新基础才能进入更稳定的舒服区。迄今中美关系恶化中表现出的初级本能多，理性少。兽性只能靠理性来压制。

推动现代化的理性是启蒙运动的馈赠，也许双方须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将自己从狭隘民族主义和人性的恶中解救出来。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