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刘栋、张艺馨

刘君言第一次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让她最感到震惊的不是洞窟内精美的壁画与雕塑，而是沙漠中一条长长的防洪堤。

“我第一次看到在一片荒漠中间有高高的防洪堤，为什么在连一滴水都没有的河道里，要筑起这么高这么长的防洪堤？”她不理解。

答案是，过去10年中，莫高窟前的大泉河发生了四次极端降雨事件，其中至少三次导致了百年一遇的洪水。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甚至冲毁了通往莫高窟道路的桥梁。

近年来，在“气变”（即气候变化）影响下，各种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刘君言注意到，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人，城市，还有大量由于过去相对稳定气候条件保存下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早在2021年河南暴雨发生时，在地铁和村庄农田被淹之外，我们就关注到很多文物在大雨中受损。在同年10月的山西暴雨中，也有1700多个古建筑受到损害。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环保组织长期担任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的刘君言对澎湃新闻说。

中国西北地区是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西北地区产生了许多影响，主要表现为温度上升和降水模式的变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次增多和强度增强，让高度依赖气候条件和水资源的西北世界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挑战。

西北气候变化的风险

西北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然而近年来，一些媒体上频频使用的“暖湿化”表述在专家们看来并不准确。

“我们一说到暖湿，脑子里呈现的就是生机勃勃、水草丰茂的画面。实际上用‘暖’和‘湿’形容西北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它气温快速上升，以及降水量的快速变化。”刘君言告诉澎湃新闻。

近期，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与华风气象传媒集团联合发布了《文明的温度：气候变化对中国西北地区生态、产业及文化遗产系统性影响评估——以甘肃省为例》报告 （下称《报告》），选取甘肃省为典型案例，从生态系统和文化历史遗迹等角度，对气候变化影响下西北地区文物保护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行了系统性考察评估。

“中国西北地区深居内陆干旱半干旱区，有大面积的荒漠戈壁，气候干旱，植被覆盖度低，生态本底条件脆弱，经济、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让这里成为了气候变化影响下最为脆弱的区域之一。”绿色和平资深研究员、《报告》的主要作者李朝对澎湃新闻说道。而这也是理解西北生态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

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国家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任玉玉介绍道，西北地区气候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温度上升。《报告》显示，甘肃省1961年至2021年的年平均气温增速达0.28℃/10年，远超同期全球平均升温水平。21世纪初，甘肃省的年平均最高气温和极端高温日数均显著增加，极端高温日数比2000年以前增加了约5.5天。

而甘肃省降水则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1961年到2022年的线性趋势分布来看，年降水量变化在2000年前后有一个反转，1961年至2000年是下降趋势，2000年之后降水量上升。但与此同时，降水日数是比较一致的下降。

“这说明在2000年之后可能极端降水日降水量变大，因为降水总量变大了，但是日数变少了，也就是说每一次的降水量都变大，意味着极端降水的频次要变多。且有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异，总体来说年降水量和年降水日数在60年里是西增东减的趋势。”任玉玉说。

以石羊河流域为例，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石羊河流域气温显著上升，平均年降水量小幅增加，但流域内强降水事件的频次增加显著。《报告》指出，对于西北干旱区域而言，这样的极端降水并不能被有效利用，反而会对植被生长和农业生产带来更多压力。因为在干旱地区，雨水往往停留在地表而不是渗入地下，常常会造成快速移动的山洪。而从总体上看，未来干旱事件仍将是甘肃省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主要考验。

“一些媒体认为西北可能会回到汉唐时期的暖湿水平。这完全是夸大了。甘肃省总体仍然是一个很干燥的气候格局，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改变，完全没有达到想象中汉唐时期的暖湿水平。”刘君言说。

刘君言长期关注西北地区生态与气候变化，曾数次跟随中科院科考队考察中国西部冰川。“我们对西北地区气候变化认知是一个逐步加深的状态，很多公众对气候变化有误解，其实它最大的风险在于非线性和极端性，虽然西北降水总量看上去是上升的趋势，但是把它拆解的话，会看到非常急剧波动的曲线。我觉得这也是公众认知气候变化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会习惯性地用线性的思维去抹平差异，抹平波峰和波谷。”

刘君言进一步解释道，“初中物理学有个知识点叫做热熔比，陆地的热熔比和水的热熔比完全不一样，水会吸收掉很多的温度的差异，但是陆地不会，它会释放出来，所以深居内陆的西北地区温升就会更剧烈，远远超过沿海地区的变化。”她说。

此外，十几毫米降水量的变化，在其他地方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西北可能就会形成泥石流和洪水，对人、村镇、产业，还有文化遗产带来无法预见的影响。

气候变化已成文物保护新挑战

甘肃省被誉为中国的“石窟之乡”，据最新调查统计，全省现有石窟寺 (含摩崖造像) 219处，文物点236个，包括石窟寺229个，摩崖造像七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其中，属于敦煌研究院管理之下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西北地区之所以能够保存这么多的文物，正是由于它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例如敦煌常年年降水量在40毫米左右，长期以来干旱稳定的气候条件使珍贵文物得以留存。

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风沙、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或游客的拍照行为是对文物的主要威胁，没有人会想到气候变化下的极端天气。然而这种认识亟需更新：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趋势正带来复合、级联的气候风险，以频繁的趋势破坏这些珍贵又脆弱的文物遗产。

上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于文物遗迹的直接作用可以分为长期缓慢的变化和由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带来的灾害影响两类。气候变化引起的升温和湿度变化正在加速石窟壁画的病害过程；而突发暴雨等短期极端天气事件则可能对文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莫高窟有492个洞窟，主要的文物是由壁画和彩塑组成，壁画的制作取自于当地的黏土，极易受到雨水和可熔岩的侵蚀。常年以来敦煌研究院都非常注重莫高窟的湿度对壁画的影响。

研究显示，壁画的多种病害产生都与气候变化有关。特别是保护修复难度最大，被称为壁画“癌症”的酥碱病害更是与潮湿环境密切相关。洞窟内的温湿度受当地降雨过程影响显著，阴雨天气时一些洞窟内的相对湿度可达60%-65%，叠加更温暖的气温条件，返碱、酥碱病害就会加重。

除长期的温湿度变化外，近年来给文物保护带来更大危害和挑战的是短时的强降水事件。以敦煌莫高窟为例，敦煌气象站的数据显示1961年以来，敦煌地区强降水过程发生的频次正在显著增加。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在8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30多年的监测数据表明，莫高窟所在区域年均降水量约40毫米，以小雨和中雨为主，大雨和暴雨仅发生过六次。莫高窟所在区域气候整体呈暖干化趋势。近几十年来，也未发生过洞窟坍塌现象。

但是近10年来，大雨和暴雨发生的频率正在逐渐增加。2022年4月和今年6月，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曾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气候变化对莫高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应对实践与策略。

苏伯民表示，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根据近期观测的结果，莫高窟的雨量出现了缓慢增加的趋势，并且极端的降雨量也出现了频次增加的状况，给洞窟保护带来极大的挑战。

例如，2021年5月18日，一天的降雨量就达到了29.1米，这是近年来当地观察到的最大日降雨量。这样的降雨量造成了莫高窟疏松的崖体局部有一些被冲刷、掉落岩石，甚至造成了窟前暂时的一些洪水现象。

苏伯民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在2011年、2012年及2019年的连续10年间莫高窟已发生了三次洪水，其中两次最大的洪水冲毁了通往莫高窟道路上所连接的桥梁。这些极端事件的出现正是由于以往很少出现的极端降雨状况所造成的。

上述《报告》进一步指出，2011、2012、2019年三次大雨中，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等石窟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部分崖面冲毁、崖面饰面层脱落、坍塌、露天壁画、土木建筑冲蚀等险情。突发的暴雨会加剧岩体侵蚀、引起一些洞窟渗水，促使一些壁画的病害加重等险情。极端强降水还有可能破坏洞窟结构的稳定性，对石窟安全产生威胁。

“气候变化正在加速文物病害进程、加剧结构性损毁风险。文物保护工作者们正在关注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报告》的主要作者王进玉说。

敦煌莫高窟是在大泉河冲刷的西岸崖壁上建起来的，所以一旦发生洪水，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害。王进玉介绍，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大泉河西岸修筑防洪堤，之后又进行了多次加固，2003年重新修建了该段地防工程，设防标准为百年一遇。但是2011年和2012年的洪水都漫过了局部防堤坝和莫高窟跨河桥面。

两次大洪水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按照更高的标准扩建防洪堤坝，工程实施中统一扩宽了河床，在一些关键段落加固了堤坝，并对河道进行了推深清理，从而整体提高了防洪标准，达到了300年一遇的水平。这也就是刘君言在莫高窟前看到的又高又长的防洪堤。

苏伯民表示，敦煌研究院已加大了对莫高窟降雨量的勘测力度，以及采取了防止降雨对遗址所造成影响的保护工作。现在规定，一旦遇到降雨天气，就关闭洞窟。这个措施可以有效防止洞窟内的湿度超过62%。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缓解了极端天气降雨对莫高窟岩体，以及洞窟壁画所造成的侵蚀作用。

王进玉介绍说，近20年来，国家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十分重视。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以敦煌研究院为依托单位建立了多项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和示范项目。如今敦煌莫高窟监测预警系统能实时反映每个洞窟内环境变化，并在下属管辖的麦积山、炳灵寺石窟推广使用。

但在莫高窟之外，许多其他文物的保护工作仍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来应对新的危机。

上述《报告》做了两个案例的对比，一个案例是敦煌，另一个案例是张掖的金塔寺。金塔寺也是一个全国文保单位，保留了非常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但是和敦煌相比，它受到的关注，能够得到的保护经费和保护机制都更加薄弱。

金塔寺所处的张掖地区近年来同样面临持续增长的降水和极端降水天数的增加。2022年8月，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金塔寺石窟东中心柱北侧甬道顶部产生宽0.3cm-0.5cm东西贯通裂隙，石窟东端出现了裂隙渗水现象。强降水事件同时导致金塔寺东、西两窟窟壁下部岩体剥落，严重影响了洞窟立壁的稳定性。今年8月，澎湃新闻在金塔寺现场看到了上述出现裂隙和渗水的地方，并在短短半天的时间里，在金塔寺附近经历了3场夹杂着冰雹的急雨。

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类似这样没有太大关注和资金支持的文物面对气候危机的影响，如何存续保护将越发成为一个挑战。

“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需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才能抵抗住暴雨，对于其他低级别的文物，现在就应该重视起来准备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王进玉说道。

全球文化遗产面临威胁

气候变化也绝非莫高窟和中国独有的挑战。

2019年7月，日本南部九州地区一连数日降下大雨，引发鹿儿岛市山林地区大面积山体滑坡，此处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寺山炭窑遗址”未能幸免于难，绝大部分被滚滚而来的泥石流压塌。

全球范围内，受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复活节岛上的巨型石雕像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受洪水之扰，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近年来更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水漫金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发布的《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到2050年，位于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地冰川有1/3将消融。

将气候变化与遗产保护（包括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起来，并非全新议题。早在200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并在此后举办了一系列旨在普及气候变化背景下遗产保护知识的学术活动。

“以前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研究时只是针对气候条件对于文物本体的影响，并没有把它跟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有了气候变化的研究知识，关注这个角度是很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李光涵在今年7月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说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在201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下的世界遗产与旅游业》指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威胁世界遗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报告发布时，已有31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因气候变化面临危险。

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忧思科学家联盟气候与能源项目副主任亚当·玛卡姆说：“目前，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甚至会使一些世界遗产遭到破坏而逐渐失去价值。”

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澳大利亚大堡礁便因近年遭遇的三次大规模珊瑚白化，以及飓风、海水过热、珊瑚“杀手”棘冠海星的大量出现，几乎变为“水下荒漠”，大大降低了其作为遗产的价值。2022年11月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专家组建议将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面临严重威胁的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在南美，巴西潘塔纳尔保护区在2019年到2020年的野火中受到严重破坏；位于加拿大的卡斯库尔什冰川快速融化并发生河流袭夺，导致原有的一条注入世界遗产地克卢恩湖的河流在四天内消失，克卢恩湖因此发生萎缩，原有的鱼类种群也被严重破坏。

如今，应对气候变化给遗产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一项全球性事务。2021年12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主办了“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全球联合会议”。这次会议是全球范围内以气候变化和文化遗产为主题进行的最高规格学术研讨，并于次年发布《关于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的全球研究和行动议程》，呼吁全行业关注文化遗产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

今年8月，国家文物局在重庆举行的聚焦“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石窟寺保护”论坛。世界遗产促进会创始人塞西莉·克里斯滕森在论坛上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不可测的复杂背景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都面临挑战，但这也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机遇。”

与会专家认为，石窟寺保护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研究和技术的综合工程，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极端天气增多，突发性气候频发，石窟寺保护面临的问题更加多元，石窟寺保护研究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曾撰文表示：“根据预测，如果我们生活的地球较工业革命前升温2℃，将威胁整个人类文明，粮食、水、健康、土地、国家安全、能源和经济都会遭到破坏。文化遗产在这个背景下的处境可想而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姜波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面临气候变化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妥善应对灾难性气候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挑战，包括对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纷纷行动起来。2021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年度会议通过了“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行动”2021—2024三年科学计划，以期完善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遗产保护工作体系。

中国2013年出台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已涉及文化遗产相关内容，要求“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防止水、热、雨、雪等气候条件变化造成旅游资源进一步恶化，加强对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风景名胜资源以及濒危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

针对自然遗产保护，中国近年来支持开展森林、草原、湿地等碳汇计量监测，鼓励将符合条件的碳汇项目开发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探索建立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目前，包括大熊猫国家公园、黄山、九寨沟、中国丹霞贵州赤水在内的保护地和世界遗产地，已开展多项工作，积极探索低碳减碳发展和可持续管理路径。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国家文物局也在积极贯彻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例如，探索构建文物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汛期文物灾情信息报告与应急处置制度，对特定类型文物应对极端气候提出了指导意见等。

2021年遭受强降雨侵袭导致不可移动文物受损的山西，便在2022年9月拿出应对举措。山西省气象局与省文物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将在推进气候变化和灾害性天气对文物保护影响研究、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共享、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强部门合作。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原来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推手，对文化遗产造成更加直接的，剧烈的损害。”刘君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