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00大富豪的财富，在2023年上半年增加了8520亿美元（约1.15万亿新元）。这是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富豪财富增速最快的半年。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报告称，指数名单上的每名成员在过去六个月，平均每天赚进1400万美元。

就这条新闻有两种理解和反应。一种是全球经济规模扩大，人类总财富增加。另一种是贫富差距加剧，不公不义现象更为严重。两者均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南辕北辙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富豪财富快速增加，甚至达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个人每天平均1400万美元，或许只能说难以理喻，并没有第二种理解所隐含的负面意义。毕竟，这些富豪财富的增加，不以牺牲剥夺他人的财富为前提。换言之，其他人的生活如常，不因为富豪更富有而变得更穷。

类似第二种难以言喻的情绪，在两部长租用国有黑白洋房事件所引发的部分舆论反应，特别是某些高举社会正义大旗的人身上，隐约透露出来。国会7月3日花六小时辩论细节，证明没有违法或贪污滥权情事。从政府随后制定新的标准，收紧相关公职人员在租用国有房产时，申报他们是否有采取必要的步骤来避免利益冲突来看，事件引起争议的不妥之处，正是成语“瓜田李下”所描绘的道理。

另一个引发共鸣的争议点，在于有些人质疑内阁部长住在大豪宅，是否还能保持与人民的联系，并且对人民处境有同理心；也有人质疑这会否给人一种新加坡存在不平等的观感。这恐怕正是值得推敲之处。

政策制定者是否能保持与人民的联系，是否对人民的处境有同理心，检验的标准不在于他们的居住条件或生活环境，而在于所制定的政策是否造福人民。至于不平等的观感，就更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剖析了。

由部长居住面积太大而产生不平等的观感，前提假设是不平等的判断来自于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这显然是错置的判断标准。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人的生活际遇不同，必然产生各自的幸福和不幸。这当中或有外在环境的挑战，但更多是个人人生选择的结果。

把个人因错误选择的不幸归咎于社会，透露的是一种不愿意正视自己责任的不良心态。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遭遇千差万别，导致了收入与社会地位的不均。只要是基于透明规则的公平竞争，无论是什么活动，必然出现金字塔型的胜负结果。任何明理人都明白也接受这个事实，无论是妙手回春的医生、技艺高超的球星或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没有正常人会埋怨他们家财万贯。同理，无论身处金字塔何处，乐天知命的人总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更不会因自身的不如意而嫉妒他人的成就。

只要金字塔底层的多数人不至于三餐不继，居无定所，每天在贫穷线上苦苦挣扎，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金字塔尖的人怎么过日子，终究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的隐私。如果一味抨击成功者养尊处优，而漠视他们的发明创造或靠自身努力所贡献给社会的专业技艺，最后损失的还是社会集体。当然，如果金字塔是建立在恃强凌弱，对社会底层的强取豪夺上，非但必须予以强烈的道德谴责，这样的金字塔也不会稳定持久。

英国作家穆雷（Douglas Murray）在解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宗教和道德的哲理思辨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提到一个发人深省的概念。穆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借魔鬼之口说，魔鬼是不会感恩的，否则就不成其为魔鬼了。穆雷进一步强调，那些主张暴力革命摧毁一切的人，在意的并非替无产者建立更公平的新世界，尽管那是公开的口号（更多是借口），驱使他们的更多是对他人成就的眼红与不甘；而且更因为自身无法通过正当的竞争，获得相同的成就，因此便要毁灭比他们优秀的人，以及这些人所创造的文明果实。

一阴一阳之谓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指出：“如果你证明了有魔鬼，是不是就证明了有上帝？”在检视个别人高举社会公义大旗的别有用心之际，借由对魔鬼的指认而结识上帝，或许才是个人获得救赎的大道——常怀感恩之心，毋宁是指向大道，远离地狱的路标。

就算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金字塔，底层人们的处境仍然值得同情关注，特别是那些天生就无法有效竞争的人。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军队不许招募智商不足的公民入伍，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智力接受训练，临阵将危害同袍的安危。根据不同的算法，入伍的智商线大约在83以上。大量的调查证实，人类智商分布呈钟形曲线，绝大部分的人属于中间值，高智商和低智商属于极少数；83或更低的人群，平均占社会人口的近20%。这个残酷的数据意味着，五分之一的人大概率会面临竞争失败，特别在当下越来越讲究智力竞争的人工智能的时代。

至今还没有任何社会能系统解决这个道德难题，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们就放弃尝试。更为关键的是，怀揣感恩之心，远离魔鬼红眼症的诱惑，才是应对和正视这一不平等的正确心态。不均从来是现实，如何忧患之，反映的是每个人内心的善恶。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