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

明报社评

港警国安处公布通缉8名身在海外香港人，包括3名前立法会议员。《香港国安法》实施3年，之前特区执法，焦点落在香港内部，及至近期陆续针对境外涉嫌违反国安法的行为。这次高调悬红通缉8人，可视为国安执法一个阶段性的发展，对官方而言，即使8人所在国家拒绝配合，但香港国安法具有域外效力，需要贯彻执法、遏阻里应外合。国际形势复杂，大国斗争激烈，加强防范外部势力明刀暗箭，料将成为特区下阶段国安工作重点，官方既要维护香港高度对外开放的特性，亦要妥善保障国家安全。

特区通缉8海外港人

突出国安法域外效力

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生效，国安处表示，至今拘捕了260人，当中161人及5间公司被控，其中79人定罪或候判。香港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风暴，维护国家安全成为特区政府工作重点。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表示，时至今日，社会依然有暗流涌动，仍有人希望香港不成功、让国家受遏制，惟无可否认的是，国安法实施3年以来，香港政治环境出现了根本变化，“反中乱港”力量溃散，部分人为了避开国安法追究，远走外地，当中有人选择不再沾手政治，亦有人以不同方式，继续从事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就像很多地方的国家安全法律一样，香港国安法具有域外效力。根据法例第37及38条，不论是否香港永久居民，在海外干犯香港国安法均属犯罪。港府强调有关规例符合国际法的“保护管辖”原则，意即如果有人在境外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官方可透过具备域外效力的法律行使刑事管辖权。早前警方国安处起诉一名由日本返港的23岁女子，指她涉嫌在社交媒体发布港独信息，作出煽动行为，当中部分帖文，都是她身在日本时发出的。这次国安处公布通缉8名海外港人，更突出了香港国安法域外效力。

国安处昨天公布的8人通缉名单，包括立法会前议员郭荣铿、许智峯、罗冠聪，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弓夷，“揽炒团队”发起人刘祖迪，“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以及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多人目前皆身处美英。8人所面对的危害国安指控，性质远比在社交媒体宣扬港独信息等严重。国安处强调，8人均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当中有人透过网上平台，发起鼓吹港独的活动，包括众筹和集会等；有人倡议破坏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有人想在海外筹组“流亡”议会；有人则请求外国制裁香港法官及检控官，干扰香港司法。简言之，官方发出通缉令，不止针对他们在反修例风暴或离港前的行为，而是目前在境外所从事的危害国安活动。

若说香港国安法执法，之前聚焦“境内”，这次发出8人通缉令，某程度反映官方认为内部情势已大致受控，是时候展开处理涉及“境外”的问题。这一阶段性的发展，在早前的女留学生案，以及政府就《愿荣光归香港》（下称《荣光》）入禀申请禁制令一事中，其实已见端倪。

提防外部干预渗透

须兼顾香港独特性

《荣光》带有港独色彩。过去大半年，先后发生多宗港队参与国际赛事播错国歌事件，主办方将国歌播错成《荣光》，原因是工作人员被网上搜寻结果误导。入禀状提及的《荣光》多条网上影片，当中多条都是由海外用户发布。港府就国歌搜寻结果一事，多番要求相关美国科网巨企跟进纠正却无果。现在港府就传播《荣光》一歌申请禁制令，结果有待高院定断；倘若法庭批出禁制令，实际能否有效禁止海外用户透过外国平台传播《荣光》一曲，也是未知之数，但特区官方也不能继续任由《荣光》被当成“国歌”，必须有所行动。对官方而言，通缉海外8港人，关键同样不在于是否一定可以将他们缉拿归案，而是必须为之，没理由有法不用。

由阿桑奇揭露华府丑行遭通缉引渡，到数年前的孟晚舟引渡案，都是震惊国际社会的事件，引渡与否背后，实际就是国际政治权力拉锯。阿桑奇藏身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多年，最后被舍弃，落入英美手中，孟晚舟则有国家全力营救，最终无罪回国。反修例风暴前，香港与19个国家有司法互助协议，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欧美多国相继停止了与香港的司法互助。现在港府所通缉的8名海外港人，主要在欧美活动，以目前国际政治形势，难以想像这些国家会拘捕并移交他们来港，然而十年八载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模样，谁也说不准。2012年阿桑奇逃入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时，相信也没想到7年后会被舍弃。

对特区政府而言，这次向海外8人发出通缉令，除了表明依法追究的立场，当然亦有遏阻本地有人“里应外合”之意。提防外部势力干预渗透，相信是未来特区国安工作重点所在。官方强调《基本法》23条最迟明年一定立法，处理重点之一，就是间谍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高度对外开放，但同时又要维护国家安全，平衡拿捏并不容易。以窃取国家机密罪为例，定得太宽松，未必能够有效维护国安，定得太严厉，又可能影响香港与西方社会及商界往来。官方处理涉及境外的国安问题，要思虑周全，更要多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兼顾香港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