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自杀死亡人数去年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达476人，比前年增加25.9%，其中10岁至29岁的青少年尤其值得关注。新加坡援人机构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令人警惕，自杀成了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连续第四年的主要死因，也是这个年龄层死亡人数的约三分之一。此外，在70岁至79岁的年龄层中，自杀者较前一年大幅增加60%，也值得社会关注。

数据显示，过去疫情三年，20岁至29岁青年自杀人数呈现相当大比率的上升趋势，援人机构接到的求助电话也呈倍数增加，或许与疫情期间的社会限制和各方面压力加大有关。

青少年是未来主人翁，青少年的精神压力关系到新一代能否健康成长，以及未来所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

对青少年来说，精神压力的来源主要是家庭、人际关系、课业、社会预期等等，必须整体观照，针对性地化解，孩子长时间停留的学校，或许是比较好的切入口。本地学校都配有辅导员，据了解，一般作业是班主任或教师注意到学生可能有异常时，会与家长沟通后建议学校辅导员介入，在辅导员和师长评估之后，如果有必要会邀请教育部的辅导员联合评估，若需要专业协助会在取得家长同意下，转介到心理卫生学院接受诊治。一些家长会担心孩子被标签化而不接受，成为孩子获得诊治的阻碍。

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很多学校活动与沟通转向虚拟，有些孩子在家也沉迷网络，人际沟通陷入断层，更导致一些青少年出现人际沟通方面的退却。这些或许也加大了孩子的社交与心理压力。过去的大家庭孩子多，资源比较匮乏，可以很早就建立韧性，现在少子化家庭孩子被保护得更好，面对挫折和压力却可能更容易被击垮。

心理或精神问题的诊断，如果经由公共医疗系统转介程序，一些人可能会碍于隐私而裹足不前；但是透过私人门诊则费用动辄数百元，连续的门诊对一般中产家庭也是不小的负担。这些原因都导致不少人对及早诊断却步；尤其是对于不能好好讲述自己内心的小孩，父母的感知若不足，更容易错过修复和疗愈的机会。

东方家长面对心理和精神问题，至今都还会考虑到面子，或顾虑留下医疗记录，影响未来事业发展或购买保险等，这些都是妨碍人们为自己或为孩子积极求助的因素。此外，成年人和老年人，面对健康、事业或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也都可能积累成巨大而无法承担的心理伤害；社会对男性角色的形象设定，也导致所有社会中男性的自杀死亡率都比女性高很多。这时候如果还让自己困守在面子等围墙内，形成孤独无助的感觉，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自杀和忧郁是世界性的现象，不少国家都面对恶化趋势，从统计资料来看，自杀死亡率高的国家有富裕也有贫穷，因此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错综复杂的现象。虽然从每10万人的自杀死亡率来看，本地社会大概还处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合理”范围内，但国际学术研究指出，每一个自杀死亡案例背后，都警示着更多自杀未遂或企图自杀的个案，也潜伏着更大更汹涌的心理旋涡，等待平抚。

援人机构建议人们积极求助，这的确是很关键的一步。我们社会应该提倡求助与互助的文化，对接受心理治疗者给予充分理解，对心理和精神问题的征兆也应该有更多认识。在政策上，可以考虑对心理和精神问题诊治费用给予更多支持，以及在病历记录上消除担忧；每一个心理问题隐患的消除，相等于为社会增添一点正能量；此外，国家也应该投入资源，包括组织跨机构、多学科协作的研究项目，针对性地深入了解研究每个年龄层产生心理问题的不同主要根源，以便对症下药，或展开预防措施。在家庭方面，父母面对孩子可能产生的心理困境，更应该抛开面子问题，主动求助，才有助于青少年早日摆脱困境，重拾健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