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刻羽身在西方，但并没有西化。她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现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她在高盛和世界银行里游刃有余，但她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中国人。在最近的两次产假期间，她与父母住在北京。她刚刚写了一本书，称之为“阅读原版中国”。也就是说，未经过西方视角的过滤。

有时令欧洲人和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人在目睹并享受了西方最好的东西后，仍然偏爱中国。中国不是缺乏民主吗？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少数民族的针对怎么办？污染问题呢？对台湾的威胁和在南中国海的进犯呢？

在周二（编按：5月16日）出版的《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金刻羽没有忽视中国的缺点和失败。但是，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之际，她讲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微妙故事。

就以这样的数据为例：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显然不是。但2017年至2020年进行的最新“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95%的中国参与者对他们的政府充满信心，而美国的这一比率为33%。同样，93%的中国参与者认为安全比自由重要；只有28%的美国人这样想。

金刻羽写道：“中国的国民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不认为干预是对自由的侵犯。”

明白这些巨大的文化差异，是迈向“阅读原版中国”的第一步，就像阅读波德莱尔著作的法文原版或《疯狂杂志》（Mad）的英文原版一样。

金刻羽在全书第一章描述了她在1990年代作为交换生，在哈瑞斯曼中学（布朗克斯的一所精英私立学校）经历的文化冲撞。在课外，她被问到：“你感到被压迫吗？”她很快就参与了地方政治。她写道：“一个自豪的共青团员发现自己能沉浸在一个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大会和筹款活动的美国家庭中，这看上去完全是超现实的。”

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讲述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最后一章《迈向新范式》中，她写道，中国领导层“热切希望”避免广泛的不平等，因为那会滋生不信任和极端主义。“中国为其人民寻求橄榄形的收入分配，中间庞大，两头稀少。”

她写道，中国要求本国的公司“合法、合理、合情”。中国各级政府“须要退居幕后，让市场和企业家来发挥作用”——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还未成为新策略的一部分”。

几周前采访金刻羽时，我问她是否为了避免冒犯中国领导层而有所保留。她说：“我不谈论政治问题。坦率地说，这是一部经济学作品。”她还说：“要意识到在中国，绝大多数问题都在国内，这样想或许会对美国人有所帮助。中国人并不总是想着美国。”

对我来说，她最新颖的一章是关于中国的“市长经济”。中国渴望拥有贤能的官僚机构（尽管腐败依然严重）。在一个级别上表现出色的官员会被提拔或横向调动以积累经验。相比之下，这就好比德桑蒂斯为了让拜登总统把他从佛罗里达州州长提拔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而取悦他。

乡镇、市和省级的政治领导人过去把重点放在原材料产量上，依靠国有企业生产更多的钢铁、水泥等。但现在，在金刻羽看来，这些“市长”正专注于利用民营企业的创造力。

但是，我问金刻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要重申政府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吗？她回答道：“不要过多解读浮夸的信息。今天的现实是，民营企业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她说，最好的证据是中国经济从冠病限制中缓慢反弹。她说：“之所以不景气，恰恰是对民营企业缺乏信心。呼吁‘国家队’合力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老套路已经行不通了。”

我问她如何看中国领导人对置身事外的“躺平”一代的恐惧。这是真的，她说：“躺平关系到低结婚率和降低期望值。”另一方面，她说，中国年轻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只是不想做体力劳动或其他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他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适者生存。”

她说，中国年轻人“思想更开放，更有社会意识，更宽容，更能接受多样性。”但这并不能使他们亲美国。她说：“他们喜欢好莱坞和NBA。他们喜欢在西方的经历。但这与他们选择离家近的地方，并创造当地文化并不矛盾。”

回到橄榄形收入分配的比喻，金刻羽说，对于中国人而言，“底线是避免美式资本主义。”她说，从本质上讲，“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明智的德国。更受控的资本主义。”

（作者Peter Coy是《纽约时报》评论员首刊《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