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

什么样的中国国家利益定位，方能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笔者之前在拙文中提出超越中国传统的“仁政”“王道”及“天下主义”观念，并以世界主义为其普世价值与精神灵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是化解这一问题的基石。在此，笔者将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同美国的米尔斯海默就“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这一议题展开的一场激辩为切入点，一窥中国学者的传统观念及背后的思想图谱做一深入的辨证剖析。

在这场对话中，阎学通指出“中国的总体战略就是同邻国建立‘命运共同体’关系，即在经济与安全等方面与邻国加强互利共赢，营造友好的周边环境，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民族复兴持友好态度”，并奉行“道义优先外交思路”。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就“和平崛起”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该阐释都略显苍白无力，鲜有什么说服力。

首先他虽使用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却未给出支撑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与精神要义。互利共赢本就是所有联盟或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完全不必刻意突出，否则我们无法想象欧盟、亚细安等是如何平稳运行至今。所以如果过度强调这一点，并将其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思路，不仅显得没有格局，而且会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天下帝国体系中的“怀柔远人”这种传统手段，而适得其反。其实，从国际实践经验来看，国家利益才是邻国最关心的头等大事。所以，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定位，才能让亚洲邻国不为中国崛起后可能释放出的能力，感到恐惧不安？

其次，阎学通所给出的“道义优先外交思路”很遗憾不能起到舒缓或减轻邻国不安的效果。“道义”这个原则太空泛，大而不当。对此，米氏不仅针锋相对地指出，“这让中国显得更加危险”，而且还以美国为例“现身说法”，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所奉行的道义优先外交原则使美国陷入各种各样的国际纠纷之中，也让美国显得更具侵略性”。相比美国人的“道义”，阎学通所论更让人不可捉摸，且更经不起进一步推敲。因为亚洲邻国可能会追问：此处所言的“道义”究指何物？中国是依据何种道义来推行外交战略呢？中国所信奉并推行的道义，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道义有何异同？若与他国之道义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何种道义原则为优先？又该由谁来制定并评判这一道义标准及实施细则呢？

从阎学通以及众多中国学者的观点来看，其“道义”之实质与内核显然非“王道”“仁政”乃至“天下主义”莫属。例如，学者李鑫就认为“中国文化……尚王道而不尚霸道，主张以德服人”，阎学通本人更是经常将“王道”与“仁政”挂在嘴边，认为“儒家思想核心在‘仁’，这使中国历代统治者行仁政而非霸道。”中国应从古代哲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以“王道”战胜美国的“霸道”，施行“比美国更有质量的‘仁政’”。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真的都是奉行“王道”与“仁政”吗？正如美籍学者文贯中所诘问：“如果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是仁政，要辛亥革命干什么？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干什么？一个从没兑现过的、古代某些士大夫阶级的空想，在21世纪有什么理由说突然它就能保证兑现了？”（文贯中：《中国领导人不应被阎学通所误导》）其实，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毛泽东所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法”的秦制靠的什么？就是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并吞六国之霸道，哪里有什么“仁政”与“王道”的影子？哪里又有什么儒家所梦想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篇夫子）？哪里又有什么“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墨子·法仪》），“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儒效》这样的政治现实？

简言之，如果古人都不信中国行过仁政与王道，凭什么今天就能行此“道”，而且能为邻国心悦诚服地接受？

此外，无论是王道与仁政还是天下主义，都还面临一个棘手且无从回避而又极为艰巨的挑战，就是这些中国传统体系都有一种“过分的统一，均匀和模糊”的问题，也就是指导原则不明，缺乏清晰确定的执行标准、操作程序及争议解决机制。例如，法国德布雷就曾向近年来反复倡议天下主义的中国学者赵汀阳当面发问：作为“大家长”的核心国将由谁选出，如何选出？它对什么人负责？它的法律怎样制定？谁制定这个“天下”的规则？它对人民的宣言将用拉丁字母还是用汉字？谁来制定这个世界制度并且仲裁其合理性？对此，赵汀阳只能坦言自己仅仅是在哲学意义上论证“天下体系”的政治原则和普遍价值观，而对具体的政治权力机构，很难提前想象，也始终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大家长的问题（周仍乐：《关于革命——读德布雷和赵汀阳的“两面之词”》）。其实，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绝不仅仅是在哲学意义上空想出来的政治原则和普遍价值观，而毋宁是始终贯穿于一个“内”“外”有别，“华”“夷”不同，“尊”“卑”有序，等级森严，以及通过血与火达成天下归王的朝贡体系之中。不像某些学者所想象的，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内”和“外”，没有“我们”和“你们”之分，所有人都被平等对待的世界。（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

可见这套由儒家思想所支撑，并为我们津津乐道的“道义优先”理论，纯属人为美化出的一个幻想。此外，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对于“外人”而言，这套说辞早就没有什么说服力，更不要说为邻国乃至世界所接受并在现今国际秩序中具有可操作性。例如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Alastair Johnson）指出，在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战备范式基本压倒了儒家思想”，而中央皇权“特别重视用赤裸裸的暴力解决安全冲突”。历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以及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在建立其帝国时，其实同欧美日等国人建立帝国时一样傲慢残忍且暴力血腥。韩国的历史学者白永瑞进而提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即现在的中国是否仍是“帝国”？是否还是古代尤其是清帝国的延续？也就是说，“中国会成为顺应世界体制逻辑的帝国（换句话说，成为继承美国的霸权国家），还是成为违背世界体制逻辑的帝国，亦或者，中国的选择会超出以上两种道路？”（《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

至此，笔者不禁兴叹，中国学者究竟还要把这个自欺欺人的美丽幻想编织多久？难道真的可以如此自说自话而根本不在意别国的感受和意见吗？难道不反问一下这些亚洲诸国，是否愿意放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降，广受认同的现代国家主权平等观念吗？愿意放弃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准则，心甘情愿追随中国的“王道”与“仁政”并重回“天下主义”这一传统体系吗？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之后，为什么中国学界还要囿于这套早已破产的传统窠臼，抱残守缺硬拿这套“国粹”来做“道义优先”之基础，并诠释、支撑我们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还不能与时俱进，真的拥抱世界主义普世价值观，关怀每一个个体之自由与权利，走向世界之“大同”呢？

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毛泽东所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法”的秦制靠的什么？就是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并吞六国之霸道，哪里有什么“仁政”与“王道”的影子？哪里又有什么儒家所梦想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